美国一再指责中国对美高额贸易逆差，并担心中国会“吃掉我们的午餐”，但美国政客没有说出的真相的另一面是，如果不是中国以低劳动成本、低环境成本为代价的廉价出口，美国人的午餐恐怕会更贵。

美国及西方央行敢于大胆放任施行量化宽松的理论依据，是所谓“现代货币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功能财政+通胀稳定”，央行可以充分发挥货币创造功能，以追求充分为目标。货币发行只要不引起过高的通货膨胀，那么就可以无限制地发行。这为财政赤字货币化打开了闸门。

这个理论的硬伤之一是，仅仅以“通胀率”水平作为约束货币发行参考指标，这就忽略了股市等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这为金融泡沫风险累积种下了一个漏洞。

第二个硬伤是，这种理论仅适用于其货币国际化程度高（例如美元、欧元）的国家，他们放任扩张国家债务和增发货币对自身的伤害较轻。其它国家如果效仿起来，结果注定是高涨的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

美元的任性增发，注定造成其它国家的通胀压力。去年以来，尽管疫情下全球经济活动受到抑制，但铜、铁矿石、原油、煤炭等大宗商品及工业原材料价格飙升。自拜登胜选以来，布伦特原油上涨60%，铜上涨30%以上，玉米上涨近40%，大豆上涨30%。2021年，随着全球经济缓慢回升，全球通胀压力将不可避免，发展中国家遭受的痛苦将更为明显。年初以来，我国居民已经明显感受到日常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如果这还不算输出通胀，那什么才叫输出通胀呢？

美国这种出于解决自己问题和危机的需要，无底线地扩张债务、任性发钞，并凭借美元世界货币特权对他国财富进行明火执仗的洗劫，对美国自己是良方，但对别国无疑是陷阱。

美国敢于放任撒钱、放任印钞，实际上是因为有其它国家在为美国的任性买单。

疏堵结合，抵御输入性通胀

中国作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对美常年保持贸易顺差，美国持续推行债务扩张和无限量化宽松，其溢出效应对我国影响最大、最直接、最深刻。美国的货币扩张，对我国造成输入性通胀的影响不容忽视。

通胀输入的第一个通道，是我国与美国的贸易联系和美元外汇的结汇机制。我国企业出口挣取的美元，除去少数拥有自主保留外汇许可的企业，需要向商业银行进行结汇，按照央行公布的汇率换为人民币，这样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大部分就转换为人民币进入流通领域。对美贸易顺差越大，由美元换汇形成的外汇占款人民币的被动投放就越多。尽管人行对外汇占款形成的人民币投放有调节和管理措施，但总体上由对美国出口带来的美元流入，其通胀输入效应仍然是存在的。与此类似的，以美元计价流入中国的投资，其在中国经营活动，也需转换为人民币，并增加了人民币的投放。

通胀输入的第二个渠道，是由于西方货币超发引致全球基础能源、资源和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升。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所需要的大量基础原材料依赖进口，这导致我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工业制成品价格不得不上涨。在我国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领域，这些制成品出口可以通过价格上涨部分地抵消成本上涨。但用于国内消费的制成品，将不可避免推高国内的价格水平。

实际上，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就是用自己的商品财富，交换了美国的信用货币。在美国和西方央行大肆印钞的形势下，作为出口大国和贸易顺差大国，输入性通胀不可避免。如何最大限度减轻输入性通胀的危害，值得深入思考。

首先，扩大内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激发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既是我国对抗短期外部经济环境冲击的举措，也是保证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战略。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推进“两新一重”建设；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生态建设等。这些战略举措立足补齐发展短板，强基固本，有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也从长远上有利于我国减低输入性通胀的影响。

其次，减少顺差。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当下，应该重新审视出口、进口和贸易顺差的意义和价值。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货物出口大国，常年保持贸易顺差，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坚实的基础。中国经济体量巨大，拥有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内循环具备广阔的空间和纵深。我国当然应该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但无需追求贸易顺差，而应更加注重进口、出口的平衡。两会强调，要促进我国外贸“稳中提质”，反映出外贸指导方针开始由注重外贸的“量”的增长向注重“质”和“效”转变。进口对应着我国从世界获取更多实体经济资源，笔者认为，进一步扩大进口，能够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促进国内消费升级，增强国民福祉，符合中国战略利益；同时中国成为世界进口大国，能够大大提升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地位。当中国贸易顺差减少，可以有效抵御输入性通胀的效应。

第三，人民币适当升值。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坚持市场化方向，增强汇率弹性。2020年在美国对我国商品大幅加征关税和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情况下，我国出口继续保持大幅增长。这表明在我国抗疫取得战略性胜利的形势下，我国对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出口绝大部分都是刚需，也表明我国出口企业竞争力已经超越凭借廉价获取竞争优势的阶段。

当前，各国完全走出疫情阴影尚需时日，全球生产和供应链尚未完全修复，各国对中国制造和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仍将持续较长的时间，我国出口仍然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今年前2个月，我国对外贸易和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5.44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32.2%。其中，出口3.06万亿元，增长50.1%；贸易顺差6758.6亿元。中美贸易总值为7163.7亿元，增长69.6%。其中，对美国出口5253.9亿元，增长75.1%；自美国进口1909.8亿元，增长56.1%；对美贸易顺差3344.1亿元，增加88.2%。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可以适当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提高出口的经济效益，人民币具备进一步升值的空间和支撑。

去年3月至今，人民币已有较为明显的升值

第四，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化。为控制我国通胀上升，在货币政策上要进一步突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把握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给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经济增长率基本匹配，把资金更多引导到支持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国家战略项目上。规范科技金融、网络金融健康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王岐山副主席指出：“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这深刻阐明了中国金融的本质和正道。当前，我国金融正在向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回归，货币政策由相对宽松向常态化回归，同时要注意保持金融对经济的必要支持力度，不急转弯。

第五，充分用好财政政策工具。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更加有为。我国财政体系基础稳健，政策工具箱充足。支持经济稳健增长，财政政策有更大的空间。“两会”提出，今年财政支出总规模比去年增加，重点加大对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支持；落实和优化减税措施，助力市场主体青山常在；有保有压，强调各级政府过紧日子、节约为民。这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有力促进民生福祉，巩固发展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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