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新的“经济基础”造就了两个特征：

一是对“AES”的承认。

长期以来，美国自视甚高的“传统左翼”圈子（以托派、leftcom、欧洲共产主义、西马的某些低水平分支、霍查派和贡萨罗分子为代表）不仅俯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俯视朝鲜、越南和古巴（他们很多人并不知道老挝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承认这些在美国新闻报道中各有各自缺陷的政权所领导的，就是自己心中“抽象完美左翼理念”应该导向的理想社会。

然而，随着美国自己的上述变化，一个术语“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AES）开始快速普及。由于美国人从他们的“官方”（正规主流媒体）和“非官方”（社交媒体、旅行vlog博主等）新闻渠道获得了关于中国完全矛盾的视听信息，网上部分左派圈子里出现了类似这样的反思：“我所知道的关于中国的一切都是谎言吗？”（很遗憾，题目最直观符合这句话的那个高赞原帖笔者无法截图，其所在的theDeprogram贴吧在柯克事件后被封了。）

这连带导致，对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程度”都发生了快速上升，在许多局部环境里，赞赏者已压倒了过去的反对者。

一位新一代美国左派Reddit用户的留言（获得高赞），表现出了这种对“实践”的回归：

我认为与极端“左共”（Leftcom）交谈最令人沮丧的事情之一是，他们从未真正思考过为什么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失败”。甚至称他们为“失败者”也太过宽容了，因为他们从未真正下场过。

他们的所有愿景，要么从未存在过，要么很快演变成民主集中制，就像苏联的情况一样。他们大喊大叫，称其为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畸形工人国家，但却从不问自己，为什么这些变化会在每一个国家出现。

以五个AES政权为例。这五个国家都实施了被他们称为修正主义的“市场改革”；中国、越南和老挝已融入国际经济，而朝鲜和古巴一直试图融入，如果可以的话，它们就会这么做，只是美国拒绝解除制裁，还惩罚与之贸易的墨西哥等中立国家。这五个国家或多或少都走上了同样的道路。这难道不说明一些问题吗？

五个AES国家并不完美，但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年复一年地不断改善……而他们（“传统西方网左”），即使有“正确”或更“纯粹”的社会主义愿景，但如果从未真正付诸实践，那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他们无法取得成果，我们为什么要听这些人的话呢？

第二个特征是对“中国政治体制已在许多方面事实优越于美国”的认识。

这方面的例子已有极多，从已较为“老生常谈”的基础设施建设、五年规划、新能源产业、科技进步、和平发展等，到一些中国人可能很难想象的议题——中国的宗教政策、支援布基纳法索（很多美国黑人左派高度关注的一个“准社会主义”政权）、内容四平八稳的外宣（被很多倾慕中国的人视为中国体制的一个重大优越性），都有洋人自发宣传。其中许多典型的已被介绍到国内，本文限于篇幅就不额外罗列了。

可以说，哈桑的对华态度转变，是美国这一代年轻左翼青年集体转变的缩影。

同志，你在自己“青年大学习”主题团课上记的笔记，有这位书法一般（意味着出身中下层公立学校）的美国同龄人一半用心吗？（注意她画的党徽中两处镰刀均为中国党的圆柄式样）

三、我们可以拿利益“统战”右派，但左派是我们涉外事务中的基本盘

笔者写此文并非反对金宝瑜教授。笔者始终视她为尊敬的政治经济学前辈，敬重她对自己认定理想信念的坚守、和对进入她观察视线的弱势群体、人间苦难贯穿终身的怜悯之心；无论是信仰、还是她的这种“圣母心”，都正是今天我们自己很多“在其位”的人严重缺乏的东西。她几十年如一日支持的以陈映真同志为代表的台湾“左统派”，也理应成为未来支撑台湾社会的脊梁。

然而，出生于1937年、且从无在人民共和国任何时代工作生活经历的金老奶奶，客观上确实是站在以快速发展“否定之否定”的、这场经济基础的时代洪流面前了。美国是属于她的，也是属于乔姆斯基和乌伊古尔博士的，但归根结底是属于哈桑、丹尼·海防这些有着各种缺点的年轻人的。

哈桑的转变为什么值得写一篇文章？

因为我们应当认识到，在今天的世界上，大多数智力正常、且能以现代方式关注西方“正常”新闻（无论他们看什么西方主流媒体）的普通外国人，对“中国已经很强大”、“中国城建很美”、“中国科技很发达”早已形成了基本共识。虽然对此没有形成共识的人口仍然大量存在，但那是人类这个物种自身形成整体认知能力低下的体现；正是这种低下客观上造成了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困境。我们对后者存在的承认，并不能否定对前者的认识。

而这些“前者”、或至少是在其中占据相当部分的西方人，为什么仍然反华？

因为除了个别事关直接利益的外，这些人普遍退到一种常见的应对心态里：“我喜欢/热爱/仰慕……中国人民，但反对中国政府/中国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

这种应对口径的一种常见推论是：“只要中国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政体，就……”

笔者一贯认为，这些心态不过是人在“开眼看世界”的认知颠覆过程中按客观规律应当经历的正常阶段，从某种意义上，也不过是我们自己当年认识论的翻版：

王震副主席造访撒切尔夫人上台前夕的福利社会英国时，就曾发出相同句式的评论：“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只要给他们提供一个“更高维度”的意识形态世界观，立即就能突破这些人的这一层防线，使他们中涌现出大量最忠诚的追随者。这些人反对我们时不图利益、让我们很难搞，但一旦转变过来追随我们时，同样倾向于不图利益，是最有利于外宣打开局面的人，也是最倾向于搞出“海殇文学”或“洋意林”的人——实际上，这种现象如今已经在外网大量自发产生了。

当然，面对海外的“善意不实”或对我们过度拔高的褒奖，我们同样要保持清醒。实事求是解决我们仍在遇到的各种挑战，不要像近30年的美国一样被来自四面八方的溢美之辞冲昏头脑、重蹈他们仅仅十几年就将自己玩进下坡路的覆辙，在未来，可能是比现在更加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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