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两种签证都曾存在过。“H-1C”是“H-1A”限缩许可范围的后身或“残余”，而H-1A签证正是上述1990年移民法中颁布的第一个工签——护士签证。

1980年代末，在初现的发达国家老龄化照护压力和年轻女性职业教育结构性错位形势下，美国面临严重护士短缺危机。由于护士一时间成了“无法在美国境内找到的熟练工人”，两党协商，特设一个临时性的外国护士引进计划。随着90年代护士人力缺口缩小，H-1A签证在2000年停发。虽然后来美国政府又部分反悔、为外国护士新开了另一种H-1C签证，但当时还能正常运作的制衡机制使其被严格限制在14所定点医院。随着美国国内对护士的学历要求逐渐普遍提升至本科以上（超过了H-1B签证的学历要求），H-1A/C签证在2012年彻底关停，新的外国护士签证被合并入H-1B工签中。

顺便一提，1980年代末发明H-1A的美国议员，本文读者很可能听说过他的名字：参议院民主党知名党棍、“懂王”的同辈人、南希·佩洛西的修仙道友——查克·舒默！

总结一下：H-1A从一开始就被设计为一种“国家应急方案”。虽然口子打开后很快就形成了与之关联的利益集团，导致美国政府在“取消护士工签”的决策上出现了多次反复，但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自己关上了这个口子；然而，由于政策绑定的第三方客观条件演进（社会发展导致护士学历要求提高），这种关闭只在形式上实现，“关闭外国护士来源”这一实质性努力实际上是失败的。

H-1A签证的演化史，就是H-1B的缩影和预演。

H-1B政策用一个受控量——“每年抽签人数固定上限”，绑定了一个只由美国社会自身演进所决定的第三方指标——“学士学位”。

1990年引入H-1B工签当年，美国授予本国学生的学士学位数约1013084个，而当年美国满22岁的本土公民（忽略出生后在22岁前入美籍的外国人，假设1968年出生的美国公民无人在当年前夭折或退籍）约3501564人，美国22岁获学士学位的本土公民占同龄本土公民总数比重约28.93%（忽略一人一年获得多个学士学位的情况）。与此同时，美国当年共有407272名国际学生，若五分之一在该年获得学士学位，则授予国际学生的学位数约为81454个；当年美国获授学士学位的国际学生数占全美学士学位授予总数约7.44%。

然而，随着后冷战时代美国高校的扩招、尤其出于利润原因对国际学生不成比例的扩招，上述两个比例都发生了漂移。到2009-2010学年，美国全国授予的学士学位数已达1701561个。到2019-2020学年时，全美学士学位授予总数进一步增长到2038680个，其中授予美国本土学生的学士学位数共1724120个，当年美国满22岁的本土公民（简化假设同上）约3941553人，当年美国22岁获学士学位的本土公民占同龄本土公民总数比重约43.7%（简化假设同上）；授予国际学生的学位数为314560个，绝对数目增长了近三倍，而且已远远超过了当年美国对卡车司机岗位的需求数；获授学士学位的国际学生数占全美学士学位比例达到15.43%，整整翻了一番。

一方面，满足H-1B工签最低常规标准的人——学士，已经从某种“知识分子”，过渡到了“牛马社畜”——平均不可替代性已经很低、生态位只略高于上世纪合法苦力的普通工人。这些人在美国生活、在美国工作、在美国纳税，养成了美国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却不被法律承认为“真正的美国人”：

如果一个STEM专业学生本硕留美，22-25岁一个OPT实习，27-30岁一个OPT实习，然后抽中H-1B工作六年，为美国工作12年、交了至少10年的社保后恰好超过三十五岁，精力刚要衰减、知识结构刚要落后时，正好被裁回原籍。

原籍与美国的差异到底是什么？是同样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在本文开头提到的圣迭戈，跨过那道边境墙，卡车司机的收入断崖式下降5-7倍；而由于不平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边境墙两边的很多实际产品物价几乎差不多。如果不是卡车司机而是IT岗位，由于墨西哥被剥夺了独立发展互联网产业的经济主权，在圣迭戈对面的蒂华纳，这样的工作机会很可能根本不存在。

《美国卡车模拟》圣迭戈道路没有做出的尽头——被铁丝网严密封锁的美墨边境

由于“临时美国人”的命运决定于身份、而身份的“延续权”又与雇主高度挂钩，因此H-1B工人存在被雇主压价的极大空间。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PI）认为，60%的H-1B职位薪酬低于当地工资中位数；美国雇主不仅可以直接付给H-1B工人远低于同等资格美国公民工人的工资，还可以用更年轻的H-1B工人代替年龄增长的美国公民工人，并让他们工作更长时间——H-1B申请中旨在避免这些情况的劳工条件申请（LCA），在现实中不过一纸空文，所谓的工作条件执法检查几乎只限于报表中文字描述的英语语法错误。

H-1B工人的茫茫“身份转正路”。绝大部分人最终在获得绿卡之前就被按能力或运气淘汰出美国，成为美国一番榨取后甩出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多余人口负担”。

当H-1B工签从“仅限天才”下降至“及于中等水平的普通好孩子”后，它的本质就变成了与H-2系列签证一样收割外国社会成本差价、人为形成“工人贵族结界”的美国人口外包。

另一方面，由于OPT、STEM-OPT制度的不断完善，在美国境内留学后申请直接转H-1B身份或出境后入境激活，在H-1B申请总数中占比越来越高，并逐渐成为美国留学吸引力的主要来源。

根据美国移民局（USCIS）向国会提交的报告，自2008财年至2018财年间，拥有F-1学生背景的H-1B获批者占比逐年增加；而到2023财年，八成以上H-1B首次获批者之前的身份是F-1、F-2（学生家属）或J签证（访问学者）：

2023财年“首次雇佣类H-1B签证”获批者的先前身份

1990年移民法明确H-1B为合法的“双重意图”签证（与F-1不同），申请人无需证明自己无意最终移民美国。由于毕业后有“OPT、H-1B和绿卡排期”这样明确且制度化的“留美工作”跳板，层层筛选客观上构成了优中选优，美国实现了对留学生的正向筛选；从原籍国视角，则形成了“优秀尖子被美国掐走、混日子镀金的水货和平庸之辈打回”的逆向淘汰。比如笔者来到美国的时代，就在留学群听过“家有关系的适合回国，无钱无势只有才华的适合留美”的说法。

与此同时，从下图中可以注意到，美国颁发H-1B签证人口的主要来源地中，除加拿大外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发达经济体。能获得F-1签证前往美国长期留学的绝大部分本硕学生、能被前者带到美国的F-2学生配偶，家境在本国都至少是小康中产（笔者承认自己不例外）；在印度、东南亚和非洲不发达国家，甚至可能需要是一个地区最富裕精英的子女。这些人能吃下美国高校失控飞涨的全额学费，意味着他们在毕业时可以无欠债、甚至工作初期还可能获得父母/配偶的继续资助；相比普遍贷款读书欠下巨额债务的美国本土学生，从一开始在议价硬底线上就具备巨大优势。

2023财年按获批人数排列的H-1B签证前十大来源地

更糟糕的是，由于H-1B的发放主要及于STEM专业，导致这些行业的平均工资快速下滑，从而推动美国本土大学毕业生越来越放弃从事这些特定领域的工作。

仅以天子脚下的华盛顿特区为例，入门级H-1B软件开发人员拥有理论上基本相同的劳动效率，可接受的工资却低于本土员工36%。这显然导致对美国本土STEM人才的逆向淘汰，2006至2016年间，美国IT行业平均每年裁员9.7万人，超过了该行业引进的H-1B工人总数（7.4万）。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IEEE）2012年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拥有STEM本科学位的美国人只有大约一半毕业后从事对口工作，十年之后（恰好是一个国际学生OPT加上H-1B的最长工作时间，注意H-1B签证要求工作必须专业对口）只有大约 8%的人仍能留在该领域。

长此以往，本意是“聚拢天下英才”、尤其“扶植STEM产业”的政策，实际上形成了对本国同龄人尤其STEM人才的清洗。由于STEM专业H-1B又高度集中于IT和教育行业，这些领域对“外国面孔的人”（并向内推广到“本国少数族裔”）的包容度快速提升，远远超过了美国其他地区的接受能力。施瓦辛格担任美国州长时，加州还是一个共和党州，而现在它已成为铁杆蓝州、“美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大本营；得州“硅丘”和有顶尖大学的几个大城市近年也已经“蓝移”成坚定的民主党地区。这本身并没有对错，但由此产生的内部张力，却构成了美国政治极化play中的重要一环。

H-1B签证是一把缓慢反噬美国的双刃剑。它促成了近40年赴美留学的繁荣；从某种意义上，它成就了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碎至今美国新一轮IT行业突飞猛进的大发展。然而，它既让美国收获了短期国家利益，也在暗中为美国和美国人标好了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