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作为国际司法和仲裁活动的副产品，“司法造法”问题日渐突出。在对国际法进行解释和适用的过程中，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不时突破权限，修改或创设规则，从而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事实上，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无论是在诉讼和仲裁案件中“定纷止争”，抑或在咨询意见案中“答疑解惑”，都应该遵循“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本分。“司法造法”已经突破了争端当事方的预期和授权，使得原本权威有限的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更会招致正当性方面的拷问。

位于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 图自台媒

菲律宾滥用国际仲裁的险恶用心是什么？

根据国际法，各国享有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权利。任何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对国家间争端行使管辖权，必须以当事国的同意为基础，即“当事国同意原则”。

“当事国同意原则”源于国际法中的尊重国家主权与平等这一基本原则。这在《联合国宪章》和许多国际文件中有明确体现，包括《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和《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

《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同样规定了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诉讼管辖权，无论是自愿管辖、协议管辖还是任择性强制管辖都取决于当事方的同意，国家同意构成了法院诉讼管辖权的基础和前提。

如前所述，中菲南海争议的核心是岛礁领土争议和海洋划界争议。关于领土争议，是由包括习惯国际法在内的一般国际法调整，《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对此无权处理。关于海洋划界争议，已被中国为行使《公约》权利所做的声明排除在争端强制解决程序之外。这两点是中国长期以来抵制国际涉海司法程序遭到恶意滥用的“安全阀”。

菲律宾长期以来对中国南海部分岛礁抱有非分之想，只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采取了不同的掩护方式。滥用国际司法程序是菲律宾在美国指使挑唆下采取的卑劣手段之一，明显违背“当事国同意原则”的司法滥用背后是精心设计的法律陷阱。

自2016年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下称“2016年非法裁决”）发布至今，菲律宾在海上、外交、立法和司法等方面采取了不少小动作以坐实“中国南海权利主张不合法”这一“仲裁结论”。在菲律宾看来，其嗣后再提起任何南海新仲裁，已经无需再讨论“权利主张是否合法”，而是直接针对“海上活动是否合法”这一问题。

由此推断，菲律宾不仅有预谋提起第二次仲裁，甚至还可能有第三次、第四次，以“连环仲裁”的方式强行坐实2016年非法裁决，“洗白”自身在南海的非法权利主张。

菲律宾扬言以海洋环境保护为由再提南海国际仲裁，本质上仍是拿属于中国的东西跟中国打官司，试图利用海洋法的争端解决机制做法律诓骗，根本目的在于固化自身非法所得，将其不合法的权利主张和解决方案强加于中国。

要看到，菲律宾可能提起的二次仲裁不是孤立的，其在诉由包装、诉状起草、证据储备、舆论造势、庭审答辩、煽宣炒作等全程序链条上，必定会使其与2016年非法裁决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性质上是基于2016年非法裁决的“后手”和“补刀”。

2023年5月初，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访美，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图自美联社

菲律宾滥诉对国际法治的危害是什么？

菲律宾如果再度单方面将有关争议提交强制仲裁，无视中菲南海争议的核心是领土主权争议和海洋权益重叠问题，不仅违背与中国多次确认的共识和在《宣言》中的承诺，也侵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和《公约》缔约国应享有的合法权利。

中国已于2006年根据《公约》第298条有关规定作出排除性声明，将涉及海洋划界等事项排除在《公约》规定的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之外。菲律宾将不属于《公约》调整事项的领土问题和已被中国排除的争议问题包装成《公约》解释或适用问题，违反国际法和《公约》。

菲律宾无视现实条件，将有关争议强行纳入所谓司法解决轨道，缺乏国家同意的第三方强制解决程序背离《公约》缔约国设计争端解决机制的初衷，以包装诉求的方式进行滥诉只会进一步动摇缔约国对《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信心。

菲律宾再度单方面提起并执意推进南海仲裁，企图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试图迫使中国在有关问题上妥协，不仅会导致南海争议问题更加复杂难解，还会进一步损害《公约》的完整性，冲击国际海洋法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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