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党浩楠】

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以后，以空前凌厉的手段向包括乌克兰在内的西方盟友施压，敦促其与俄罗斯立刻进行停战谈判，同时向俄罗斯释放积极信号，并指示美国国务院与俄罗斯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

此后，美俄在沙特就乌克兰和平问题于2月、3月展开两场会谈，达成一系列共识；其中包含：俄乌不针对对方能源设施袭击，美方有可能暂停部分对俄制裁。这样的结果当然离完全结束冲突相去甚远，不过这些在仅仅下台几个月的拜登政府时期是无法想象的场景。

仅仅几周后，随着俄乌互相指责对方攻击基础设施，以及俄方导弹袭击苏梅州、乌方进攻别尔哥罗德州，美俄在沙特擘画的和平蓝图逐渐成为泡影。在国际问题分析人士看来，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即使美俄都有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意愿，但双方的“交易底价”仍相差甚远，尽管在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特朗普勉强撮合下达成了某些共识，但偏离眼下的地缘政治现实太远的协议注定无法被落实。

但如果将目光聚焦于在伊斯坦布尔进行的两轮美俄关系正常化谈判，则会发现在这场谈判中达成的协议明显“更接地气”，也更加容易执行。双方在恢复使馆正常运作、解冻外交资产、便利双方外交官到任等问题上取得进展。虽然双方都强调伊斯坦布尔谈判仅涉及改善双边外交关系的技术问题，不会讨论乌克兰问题（换言之，即不会将结束俄乌冲突与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问题挂钩），但这样罕见的正向互动，是否可以视为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螺旋下跌的美俄关系“止跌企稳”了呢？

当地时间4月10日，美俄代表团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进行了大约6个小时的会谈。路透社

作为两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美俄双边关系本就应该是多层次、立体式的，暂且放下目前双方矛盾最尖锐的地缘政治冲突，美俄至少在核军控、应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逐渐上升的人工智能风险等方面需要对话协调。

而即使回归美俄关系中的地缘政治问题，也会发现俄乌战争主要冲击的还是欧洲安全框架。虽然在美国建制派看来，跨大西洋同盟的安全利益密不可分，但理性来看，单就俄美关系而言，乌克兰危机本身未必比美俄核军控体系完全破碎对美方构成的威胁更大。如果回顾2022年之前的美俄关系，也不难发现在伊核、朝核等一系列问题上，俄美立场非但不对立，反而时常重合之处大于分歧。

那么，如果因为乌克兰战争或其背后的欧洲安全问题矛盾，导致美俄在其他所有问题上都陷入不计成本的对抗，是否符合美国利益，尤其是特朗普眼中的国家利益呢？

在笔者看来，特朗普在结束俄乌战争问题上施压盟友、示好对手，执念般地推动改善美俄关系，其底层逻辑在于他和传统政治精英对美国利益有着不同的界定。在此基础上，如果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选择回避其对北约盟友的安全责任，并减少维护其念兹在兹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那么笔者认为至少在特朗普当政期间，跌至谷底的美俄关系的有限度恢复，是可以与延宕三年的俄乌冲突停战问题分隔开来的。

4月26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在梵蒂冈举行短暂会晤。法新社

“逆向基辛格三角”缘何难立

在以上分析中，笔者认为美俄关系的改善完全有可能，那么在这场可能出现的地缘政治变化中，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否也出现了一些相应的变化？

在讨论中美俄关系时，无法跳过的“经典模型”就是中美俄大三角，也被称为“基辛格三角”。有必要说明，造成中美俄三国关系的相互作用与复杂演化因素，必然不全在“大三角系统”内部（本文将三国之间的国际关系抽象出来称为系统内，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对其影响称为系统外），这里将大三角“拎出”国际关系做隔离分析，是为了观察三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还应该看到，大三角关系在不同历史时间内存在强弱之分，即有时三国关系明显呈现“大三角”内联动的特征，但有时这样的特征又不太明显。因篇幅所限，本文讨论的时间范围仅限于最近十几年。

冷战结束至2010年代，随着国际关系日益多极化，“一超多强”的格局逐渐呈现出来，在这一历史阶段，较少有人使用“大三角模型”来分析中美俄关系，这是因为在资本全球化的大潮中，大小国家相互间的联系普遍增强，国际政治舞台不再被大国独霸，因此这种分析视角反而可能被视为是“冷战思维”或“以史套今”。

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放缓，“大国竞争”强势回归国际政治舞台，有关“新大三角关系”的讨论也逐渐增多，成为学界和政策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大西洋理事会”、威尔逊中心等知名国际问题智库，都就该问题组织过研讨会。

“新大三角关系”在当下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往往又特指“反向尼克松战略”或称“逆向基辛格三角”，其核心思想是，俄罗斯综合国力已远落后于中美，而中国是美国自我定义的“唯一既有意图也有实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所以应当改善与俄罗斯关系，最好能离间中俄，进而集中精力遏制中国。其核心思路还是狠抓主要矛盾、搁置次要矛盾，但做法与1970年代相反，进行联俄反华或拉俄制华。为行文简便，后续统称“逆三角”战略。

在此，笔者先给出结论，即“逆三角”战略已不可能实施。

首先从历史上看，大三角战略成功实施的前提是，中苏关系已彻底决裂，而中美关系中的地缘政治矛盾已显著减少。换言之，彼时尼克松、基辛格要推行该战略的困难，仅仅在于排除国内政治势力对华意识形态偏见。随后，基辛格以实用主义为方针，绕开国会采用秘密外交手法，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条件下直接进行高层对话；毫无疑问，这一大胆战略的成功实施为冷战中的中美两国都带来了重大地缘政治利益。但基辛格做的，本质上只是在已经形成的地缘政治现实基础上，发挥政治勇气、运用非常规的手段，打开了早应破冰的中美关系大门。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乘专机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迎接。

回到当下，中俄关系近年来在两国高层频频发布的共同宣言、政治文件中多次被描述为“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笔者实在想不到美方还能有什么离间中俄的“抓手”。那么，在中俄双边关系成熟稳固的情况下，美国又能否在中俄关系“体系外”做文章，利诱俄罗斯疏离中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