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淮河流域的蒙洼蓄洪区和王家坝，最近备受关注。

据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截至7月23日18时统计，受灾人口723.1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856.3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93.7亿，其中农业损失97.76亿元，工矿企业损失59.71亿元，基础设施损失97.3亿元。

经济损失的数字，摊到个人头上，往往就是不能承受之重。

人民子弟兵，也再次用自己的身躯，筑起一道道血肉大堤。

淮河治理，是一项历史难题。

也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持续投入、久久为功的历史工程。

由于黄河长期夺淮使淮河入海无路，入江不畅，加上特定的气候和下垫面条件，淮河流域历史上洪、涝、旱、风暴潮灾害频繁，举世闻名。流域内大洪、大涝、大旱经常出现。

1194年黄河侵泗夺淮以前，淮河干流河槽较现在宽深，下游直接入海，沿淮无堤，洪水有时虽也漫溢出槽，但灾情不如近数百年严重。

清朝咸丰元年（1851）洪泽湖水暴涨，一口气冲坏了南面大堤，脱缰的淮水汹涌南奔，经高邮湖和邵伯湖冲入长江。这场剧变，又成了长江沿线的灾难：淮河入长江的水道太小，每一次奔长江，都常见在两岸泛滥。

从南宋年间黄河“夺淮”开始，一直到清朝咸丰元年黄河改道，6个世纪的时间里，淮河流域爆发了268次大型自然灾害，等于是每2.5年一次。从咸丰五年（1855）到1949年，淮河又爆发了四十八次大型灾害，等于是每1.9年一次，烈度远超古代史。

这样的天灾，叠加近代中国200年积贫积弱，缺乏足够的资金和人力治理水患，终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出现了淮河流域“小雨小灾，大雨大灾，无雨旱灾”的可悲局面。

昔日的“江淮熟，天下足”，变成了“十年倒有九年荒”。

1916、1921、1931年的几次淮河大灾，受灾人口都多达数千万，死者“遍地尸漂”。1931年的淮河大水里，单一个兴化县，全县就在一夜之间被淹没，兴化县官庄百户人家，幸存者只有五人。

1938年“花园口放水”事件，导致淮河流域五万四千平方公里土地成了“黄泛区”，一百亿吨泥沙冲入江淮平原，许多地方“昔日房屋树木已埋入土中”。一千多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水旱蝗灾年年不停。淮河流域，成了“灾地”。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和1950年夏季淮河都发生洪灾。

1950年的大水，皖北区党委和苏北区（当时安徽、江苏都还未建省）党委都向中央和华东局拍发了灾情报告。报告说，这场大水淹没了几千万亩庄稼地，受灾人口达2000多万，两区共有600多万人逃离家园。

毛泽东在看到报告上“不少是全村沉没”、“大水下来之后，人蛇争树，毒蛇咬人又致人落水”等悲惨状况时，难过得落了泪。他当即挥毫将此件批给周恩来，并亲笔题写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8个大字，要周恩来抓紧制定治淮计划和落实治淮措施。

1950年10月14日，周恩来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作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和“三省共保，三省一齐动手”的团结治淮的原则，解决了治淮事业中蓄洪与泄洪、上游与下游、近期与远期、除害与兴利等一系列的关系问题。

1950年冬季，治淮工程开始全面实施。在那个缺粮的年代，粮食是最关键的物质条件。而治淮工程大部分是土工，主要是靠投入人力。只要有了粮食，就能动员和组织大批民工投入到治淮工地上去，治淮就能顺利进行。周恩来抓住了这个关键点。在他主持下，政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做出决定，于当年11月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4.5亿斤，小麦2000万斤。大批粮食的调入，保证了治淮工程按时开工。

1951年冬，苏北灌溉总渠开工。它西起洪泽湖边的高良涧，东到黄海边的扁担港，全长168公里。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调动下，苏皖豫3省共出动了130多万民工，用铁锹挖土，用石硪打夯，仅用83个晴天就全部挖成告竣，创造了人间奇迹，被当时前来参观的一些国际友人赞誉为：“中国人的手真是铁打的！”

如今，淮河全流域兴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防洪、除涝、灌溉、供水等工程体系。

全流域共修建大中小型水库5700多座，总库容近270亿立方米,并有水电装机近30万千瓦。

淮河干流中游正阳关至洪泽湖的排洪能力，已由过去5000-7000 立方米/秒扩大到接近10000-13000 立方米/秒（包括行洪区）；洪泽湖以下开挖了苏北灌溉总渠和淮沭河、扩大了入江水道，排洪入江入海能力由8000 立方米/秒提高到13000-16000 立方米/秒，并且于1998年开工入海水道工程。

淮河干流自淮凤集至洪泽湖间，沿淮有一连串的湖泊洼地，面积共约4000多平方公里，历史上就是上中游洪水行滞的场所。新中国治淮以来，将这些地方开辟为行、蓄洪区，成为淮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保证行蓄洪区使用时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90年代以来加大了安全建设力度，包括修建庄台、保庄圩、避洪楼、撤退道路和通信预警系统等。

航拍2020年蒙洼蓄洪区庄台

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持续投入，很难量化，到底产生了多少经济效果，也很难量化。

到今天，虽然蓄洪区一旦启用，还是不得不承担大量经济损失，但至少，已经很少再出现人员伤亡，也不再有大规模逃难的情况。

四

另一个延伸讨论来自气候变化。

自然界，似乎还在给我们治理水患“上难度”。

南方的朋友可能已经有直观感受，那就是近年来，降水明显增多了。

国家气候中心的数据表明，相比50、60年前，近年来的降水量经常超过平均水平。

2011年-2019年期间，除了旱情特别严重的2011年降水量格外低之外，其余9年降水量均超过1981-2010年这40年的平均值。2019年，全国共出现43次暴雨过程，较常年（39次）偏多。

研究表明，我国夏季降水具有明显的年代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长江流域和江淮流域的夏季降水明显增多，洪涝灾害也在增多。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云平台公布的7张全国降水地图显示，1980-2015年里，南方一些地区的降水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增多的迹象。

与1980年相比，2015年广东、广西以及浙江、福建、江西的部分地区降水量有所增加，近年来这些地区也更容易发生暴雨等极端降水天气。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文章《中国1961-2016年夏季持续和非持续性极端降水的变化》中的数据表明，1961-2016年间，我国极端降水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江淮（注：文中指江苏、浙江、上海、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华南（注：文中指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一带，持续性极端降水的增加趋势非常明显。

这意味着，随着气候变化，我国发生严重洪水的概率增加了。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19年11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并持续维持厄尔尼诺状态，连续5个月Nino3.4指数的滑动平均值分别为0.6℃、0.5℃、0.5℃、0.5℃和0.5℃。根据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的国家判识标准，已正式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为弱）。

研究显示，在出现厄尔尼诺现象的第二年，我国南方地区会出现异常丰富的降水。

有媒体也注意到这样的现象，立刻就呼吁应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但笔者认为，首先，按照丁仲礼院士的观点，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暖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退一步讲，即使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有用的，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要让全人类短期内达成共识并采取行动，也是不现实的。

因此，相比某些活动家的嘴炮扯皮，更切实可行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方案，应当包括在我国和其他可能辐射到的地区，加快相关水利设施的建设，进一步夯实安全性基础。

五

在满足安全性需求之后，我们才应该来算水利设施带来的经济效益增量。

主要依托三峡、葛洲坝、溪洛渡、向家坝四座巨型水电站的长江电力（600900），是全球最大水电公司。

简单来说，就是稳定的“现金奶牛”。

公司2019年年报显示，在去年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的情况下，公司实现收入498.74亿元，归母净利润215.43亿元。预计公司2020-2022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23/232/241亿元，盈利稳定且承诺较高的分红比例（2021-2025年现金分红不低于当年实现净利润的70%），未来伴随着融资成本下行、有息负债下降、机组折旧到期，公司盈利还将进一步提升。

但三峡工程的经济效益，还远未被完全开发出来。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最近几天让许多网友感叹“奔涌的人民币”的新安江水库。

这位共和国水库长子今年61岁，有财有势。

今年4月29日，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在港交所披露招股书，正式启动IPO。

招股书显示，2017-2019年，农夫山泉的收益分别为174.91亿元（人民币，下同）、204.75亿元、240.21亿元。2018、2019年的收益同比增速分别为17.1%、17.3%。近三年的经调整年内净利润分别为33.86亿元、36.12亿元、49.57亿元。其中，包装饮用水收入占据营收一半以上，近三年在的占比均接近60%。

千岛湖边的淳安县，这几年的旅游收入呈阶梯式增长。

2015年，首次突破百亿，达101.1亿元。

2016年，119.83亿元。

2017年，157.73亿元。

2018年，191.58亿元。

2019年，231.93亿元

此外，新安江水库还提供着杭州以及上海部分地区等周边城市约2000万人的饮水供应；承担了下游地区的灌溉功能；新安江水电站则承担着华东地区电网调峰、调频和事故备用等重要任务。

还有这次广受网友心疼的花鲢鱼，估计千岛湖里共有5万吨左右，每年捕捞量是4000吨，按市价18元一斤算，大约值1.44亿元。

但在毛主席拍板建设新安江水库之初，显然，这些经济效益并不在主要考虑之列。当时的规划主要是为了解决下游杭州、上海等大城市供水供电，辐射周边苏浙皖，兼顾防洪抗旱功能。

1954年冬，在国家的统一协调指挥下，从上海、江浙调来的大批技术骨干组成的勘测设计院正式组建；1956年8月，施工单位开始筹建并进入施工阶段；1959年9月，水库建成开始蓄水。

新中国组织上万人参与，工程开挖土石方585.92万立方米，浇筑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175.5万立方米，使用水泥34.75万吨、钢材3.62万吨、木材13.55立方米，修建专用铁路64公里。

古人说，修天爵，而人爵从之。大抵如此。

在最不讲究GDP的时代，他们造出了一个GDP的“全能王”，可能我们中国人的追求，确实不太一样吧。

遥想成就成都平原2000多年“天府之国”的都江堰，要怎样计算它的经济账呢？

也许，给三峡这样的工程算账，我们也需要一个千年视野。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G大橘G”，扫码关注~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