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西藏”二字首次出现于明朝史料

对于“西藏”的地名在明朝的出现和演化，李勤璞先生有详细论述，本文略作释读[14]。

元朝将“乌思藏”正式当做行政区划名称之后，明初沿用了这个说法。史载洪武五年（1372年）乌斯藏内附，翌年大明设立“乌思藏卫”，起初属西安行都司兼辖，随后升为“乌思藏都指挥使司”。终明一朝直到崇祯年间史料中都有乌思藏入贡的记录[15]。

清张廷玉等主撰的《明史》记载崇祯三年（1630年）乌斯藏入贡（《明史 · 卷二十三 · 庄烈帝一》）

“西藏”二字首次出现于《明神宗显皇帝实录 · 卷之三十七》万历三年蔡汝贤的奏疏中，其中的一句是：“盖许之建寺，则西藏一路往来自繇；听之奉佛，则南北诸番交通无禁。”[16]

万历三年蔡汝贤奏疏中首次出现“西藏”二字（《明神宗显皇帝实录 · 卷之三十七》）

这里的“西藏一路”从字面意思来看指的是从“西海”（青海湖）到“藏地”（乌斯藏）去的道路。

在蔡汝贤上奏三年后，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错向元辅张居正致函，在信中自称“释迦摩尼比丘”，称张居正为“朝廷钦封干大国事阁下张”，还说自己“保佑皇上，昼夜念经”，恭恭敬敬地请求大明朝廷给他赐封。

万历七年，张居正收到书信和礼物之后上奏神宗，在奏疏和通信中将锁南坚错（索南嘉措）称为“乌思藏僧人”“藏僧”或“西僧”，将西海（青海湖）以西的青藏高原地区称为“西番”[17]。可见当时的官员已经开始以“西”和“藏”指代乌斯藏地区。

张居正在《番夷求贡疏》中混用“乌斯藏僧人”“西僧”，划线部分为索南嘉错（三世达赖）请求大明册封的书信。（《张太岳文集·卷四十三》）

如果说蔡汝贤和张居正的奏疏只能说明“西藏”的名称在当时初具雏形，那么十多年后郑洛的《敬陈备御海虏事宜以弭后患疏》则完全确定了“西藏”一词的内涵[18]。

《皇明经世文编 · 卷四百五》记载右都御史、经略陕西延宁甘肃宣大山西边务的郑洛在万历十九年平定洮河之乱后，上书朝廷详细阐明了经营西边的战略。他提到当时藏地已经成为宗教中心，“各番赴藏受戒，如汉人之赴京求官”，文中交替使用“去乌思藏受戒”“各僧就近取道海上，直赴西藏”等表述，证明当时已经形成混用“乌斯藏”“藏”和“西藏”形容西藏地区的习惯。

郑洛奏疏中介绍番僧“去乌思藏受戒”“直赴西藏”（《皇明经世文编 · 卷四百五》）

郑洛还详细记录了西藏的地理方位：“西宁行百里许而出石硖，即为塞徼。又西行四五百里，乃为青海（青海湖）。青海周围七八百里，其西有大小盐池，西南则通乌思西藏（注：“乌思西藏”在此处为同位语，被郑洛用于指一个地方，而非两地），西北则通瓜（今酒泉市瓜州县）沙（今敦煌市）哈密（今哈密市）。皆其可去可来之地、可牧可猎之区，延袤数千里，广漠无际。”

郑洛奏疏中描述“西藏”的地理位置（《皇明经世文编 · 卷四百五》）

综上所考，从蔡汝贤的“（由）西（至）藏一路”、到张居正的“西”“藏”“乌思藏”、一直到郑洛的“藏”“乌思藏”“西藏”，可见最晚到有明万历年间，中国已经形成了使用“西藏”一词指代过去“乌斯藏”地区的惯例。

六、清朝将“西藏”的名称制度化

明朝对西藏和周边地区的羁縻管理主要由三条主线构成，一是从明初开始设立都指挥使司和卫所制度作为军事保障，二是通过对当地的僧俗首领的“多封众建”实现政治稳定，三是以张居正为首的干臣巧妙运用藏传佛教格鲁派信仰有效缓解西藏、青海诸番乃至蒙古各部与明朝间的紧张关系。清朝的统治者将这些明朝肇始的制度发扬光大，实现了对西藏的直接统治。

从明末开始，卫拉特蒙古的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以武力占领青海和西藏地区。1641年，在格鲁派的四世班禅与五世达赖的请求下，固始汗攻打西藏地区噶玛噶举派的藏巴汗政权，不久后占领日喀则，降服后藏地区。1653年，顺治帝册封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此时在西藏地区的和硕特汗国已经臣服满清政府。

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攻入拉萨，和硕特汗国末任可汗拉藏汗派人进京向中央政府求援，但很快兵败身死，和硕特汗国覆灭。准噶尔军队进入西藏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西藏社会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准噶尔部占据西藏震惊朝野，清廷深感兹事体大。康熙当时称：“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夷盗踞，将边无宁日。”于是两次对准噶尔用兵。1719年，康熙派十四子允禵担任“抚远大将军王”，以年羹尧为四川总督负责后勤，征讨策妄阿拉布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