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交平台的监管存在法律空白

推特之所以会成为美国政治对立的焦点和党争的工具，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现行法律和监管措施的滞后和缺失使得这类社交平台的权力过大而责任过小，平台的掌控者和管理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滥用删帖和封号的权力，达到控制信息传播和影响舆论的政治目的。

按照传统的法学观点，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平台属于科技企业的“私人财产”，其所有者有“自由”选择允许什么样的言论出现在平台上，就像一家报社有“自由”决定刊登什么样的文章。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只禁止了美国政府“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但是并没有对出版商发布什么样的言论做出法律上的限制，因此推特等互联网平台封杀特朗普或者什么其他保守派账号都不违反美国的法律法规和社会惯例。

然而问题是在美国建国之初的历史背景里，没有一家报社或者电台可以达到一手遮天垄断公共讨论的程度——今天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却做到了这一点，推特和脸书等少数几个网站成了很多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和参与公共活动以及政治讨论的重要场所。

综合美国最高法院的既往判例，如果私有机构的行为“相当类似”政府的行为或政府“显著地参与”私有机构的运作，那么私有机构就会被认定为“政府行为者”（state actor），应当受到限制政府的法律法规的限制[1]。

例如在1989年斯金纳诉铁路劳工负责人协会案（Skinner v. Railway Labor Executives’ Assoc.）中，铁路工会方指控联邦铁路管理局对铁路运营人员进行随机酒精和毒品检测违反了“不得无故搜身和扣押”的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但是时任交通部长斯金纳代表的联邦政府方认为政府从未立法强制检测，实际上开展检测工作的都是各家私有的铁路公司，用来限制政府的第四修正案对他们不适用。

最终最高法院判决认为，政府虽然没有强制检测，但是立法豁免了私有铁路公司进行这类检测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由私有铁路公司开展酒精和毒品检测不再是私人行为，而是国家行为，应当受到第四修正案的限制。

今天美国互联网平台的司法处境和斯金纳案中的私有铁路公司非常相似。美国政府在1996年通过的《通信规范法》中的第230条款规定，电信服务商和网络内容服务商不应被视为信息的发布者，因此他们无需为用户在他们平台上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条款同时豁免了这些平台审查“淫秽、暴力、骚扰或其他令人反感的材料”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自然是为资本的利益服务的。在当时来自加州和俄勒冈州的两名众议员起草这则条款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互联网企业避免复杂的法律纠纷，放心大胆地进行发展扩张。从20年多后的今天来看，230条款的目的确实达到了，谷歌、脸书和推特等美国互联网企业成长为影响全世界的科技巨头。美国海军学院网络安全法专家杰夫 · 科塞夫教授认为“230条款造就了互联网”，如果没有这则条款，今天主导互联网的那些企业都将不复存在。

美国海军学院杰夫 · 科塞夫教授的著作《创造互联网的二十六个词》（230条款的正文有26个词）

耶鲁大学著名法学教授杰德 · 鲁本菲尔德等法学家认为，正是由于推特等互联网企业是靠着政府批准的司法豁免在平台上审核言论，所以网络平台的内容审查应当如斯金纳案的判例那样，被认定为“国家行为”，被宪法第一修正案等法律施加限制。

在美国目前的司法和政治实践中，这个问题暂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但是在过去几年，包括南希 · 佩洛西等多名民主党立法者曾经以“考虑重修230条款”要挟推特和脸书等互联网企业加强对“煽动言论”和“假新闻”的监管[2]。这些企业很快心领神会，加强了对极端保守派和共和党支持者的打击，结果230条款最后也没有发生变更。

此次随着马斯克入主推特，民主党很有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再次提出重修230条款，而共和党为了反制也会提出自己的提案。两党围绕如何修改条款又会陷入一轮新的党争，在几年内都未必能争出结果。

而就在马斯克收购推特的同时，拜登政府宣布在国土安全部下成立“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以“打击外国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其首席执行长妮娜 · 扬科维茨亲民主党的立场非常鲜明，她此前曾称拜登之子亨特的笔记本是“特朗普竞选团队捏造的议题”，并在多个场合暗示关于亨特的丑闻是“俄罗斯的信息战”。马斯克在第一时间表示这个“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的设立“令人不安”。未来马斯克和扬科维茨之间的斗争无论谁输谁赢，推特都会成为牺牲品。

结语

现如今社交平台、搜索引擎和移动支付等互联网服务已经成了很多老百姓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来说，它们的重要性不亚于公路、铁路和邮政体系，说它们是新时代的基础设施并不为过。如何更规范地管理这一类基础设施是摆在各国面前的新问题。

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和基础设施能不能完全放手交给私人管理，我们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就给出了答案。在汉朝著名的盐铁会议中，御史大夫桑弘羊系统地阐释了政府把持重要产业的必要性，他认为将盐业矿业收归官营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还能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避免地方割据、杜绝相互兼并（“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因此“有益于国，无害于人”。

在社交平台的治理上，美国采用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思想，迟迟不修改过时的230条款，实质放弃了监管，以讨好科技资本持续野蛮扩张。美国社交平台在审查内容上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又无需为平台上发表的信息承担社会责任，删帖和封号等权力被平台的管理者滥用，最终导致“众邪群聚，私门成党”，社交平台成了民主党的助选员、极端思想的传声筒和社会矛盾的放大器。

有汉和美国给出的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值得我们思考。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任由资本无序发展，甚至掌控国家政治和左右公众舆论。但是考虑到互联网行业产品迭代迅速、技术日新月异的特点，我们也需要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激励竞争、促进创新、占得发展先机。将主要互联网平台全部收归国有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我认为现阶段我们首先还是要逐步完善针对互联网平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手段，对平台运营者的权责进行更明确和具体的划分。第二，政府也应当进一步加深与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沟通，甚至有必要考虑设立专门的部门进驻平台，参与对平台上内容的审核和管理，避免某些企业按照资本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滥用删帖和封号的权力。最后，马斯克提出的算法开源，增加平台监管方式的透明度也是一项值得我们参考的举措。

近几年来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成长速度并不逊于美国，当美国在党争中不断内耗，拉着互联网企业陪葬的同时，中国应当吸取美国的教训，整肃国内互联网行业环境，并借此机会抢占发展先机，引领下一轮信息革命。

参考:

[1] Huhn, Wilson R. "The State Action Doctrine and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tic Choice." Hofstra L. Rev. 34 (2005): 1379.

[2] https://thehill.com/policy/technology/technology/438000-facebook-and-google-seek-to-assure-congress-about-tamping-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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