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中曾根政权时期的日美关系并不能完全称得上是“蜜月期”。1982年11月出任首相后，中曾根于翌年1月18-19日访问美国，与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举行日美首脑会谈。在此次访美期间，中曾根向里根表示，“日美两国是命运共同体，日本列岛可以起到不沉的航母的作用，日本积极支持和配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部署。”他这番“不沉的航母”言论随即在日本国内引来巨大争议，但拉近了他与里根之间的关系。

据时任中曾根秘书长的长谷川和年回忆，1月19日早晨，在里根总统夫妇款待中曾根的早餐会上，里根对中曾根说，“从此以后，请叫我Ronald，而我叫你康吧”。这就是在日美政界成为佳话的“中里根”关系的由来。后来，里根访问日本时，中曾根还曾邀请里根夫妇前往自己位于奥多摩的私人别墅“日出山庄”，可见两位领导人关系之亲密。

中曾根康弘为里根夫妇泡茶 @视觉中国

基于“不沉的航母”表态，对美武器技术出口、扩大防卫预算等举措，再加上中曾根与里根良好的私人关系，使得中曾根政权时期的日美军事同盟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作为硬币的另一面，也恰恰是在中曾根政权时期，日美经贸摩擦最为激烈，美国舆论对日本评价最为负面的时期。

上世纪80年代前期，日美之间最大的贸易问题就是汽车贸易摩擦。由于当时美国汽车耗油量多、车体大，使得日本节能小型汽车在美国市场急速扩张，导致美国汽车行业发展陷入困境。1980年6月，全美汽车工会向国际贸易委员会提起诉讼，要求对日本汽车的进口进行限制。虽然国际贸易委员会撤销了全美汽车工会的诉讼，但事态还是不可阻挡地地发展为美国国会中争论的政治问题。

除了日本汽车外，美国对日本的进口市场也极其不满，要求日本放宽对美国商品的准入门槛。从1985年1月开始，美国政府在通信设备、电子技术、木材和医疗器械等四个方面与日本进行谈判，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与此同时，美国还在舆论层面对日本施压，将美国商品难以进入日本通信设备等作为日本封闭市场的证据进行抨击。

日美间的种种纠纷，让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里根政权不得不采取措施。众所周知的“广场协议”正是在中曾根执政时期签署，该协议对日本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这一时期，美国财政赤字急剧扩大，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里根政府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出口竞争力，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而“广场协定”正是通过日元升值的方式来诱导美元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至于最后的结果，想必大家都很清楚了，日本经济因为这个协议来了短暂的泡沫繁荣，但很快又由于房地产经济的破灭造成经济长期停滞。因此，中曾根政权时期的日美关系，并不是完整的蜜月关系，日美两国在军事安保领域确实稳定，但在经贸领域，日本则不得不做出让步，承受美国转移的巨大压力。

不过，可能令世人感到意外的是，中日关系能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蜜月期，与中曾根康弘的个人推动密不可分。当时中日关系因历史教科书和靖国神社等问题而一波三折，但中曾根能迅速调整姿态，从大局出发，避免中日关系持续走低的风险。

1984年3月23日，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携夫人访华。图片来自央广网

1984年3月，中曾根康弘访华，期间宣布向中国提供4700亿日元的低息贷款，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另一项重大成果是，中日两国达成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事宜，为此后中日关系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当年参加访华的日本青年中，有很多人已经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栋梁了。

然而，在日本战败40年之际，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却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此举立刻引发中韩等亚洲国家的抗议。在接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抗议信后，中曾根感到非常懊悔，并亲笔写信给胡耀邦，就参拜问题进行解释、致歉，表示不会再参拜靖国神社，可以说体现了中曾根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成熟，以及对中日关系的重视程度。2001年，中曾根在《正论》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中止参拜靖国神社的理由》文章，在忆及此事时写道，“我与胡耀邦是好朋友，我不能给他添麻烦”。

今时今日，中日关系改善势头不断向好，但能否重现上世纪80年代的蜜月期显然仍需双方共同努力。上世纪80年代中曾根政权结束后，中日关系起起落落，特别是千禧年之后，甚至一度出现擦枪走火的风险。这其中自然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日方领导人能否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能否从大局角度来看待中日关系，显然非常重要。期待日本政治家能重温中曾根康弘的精神，推动新时代中日关系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