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紫荆勋贤陈启宗先生是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他活跃于中国内地、香港以及美国的政商学三界，担任着亚洲协会荣休主席及其香港中心主席，美国外交协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百人会成员，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执行委员会主席、香港发展论坛召集人、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副会长等社团职务，并于今年1月获得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首次颁发的“外交之友”称号。他曾经出任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主席，亦曾担任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为该机构董事会第一位华人成员。

几个月来，香港围绕修订逃犯条例出现的风波已经完全变质。暴力活动成为常态并持续升级，影响恶劣、波及面广，严重动摇法治权威。当下应如何止暴制乱，如何为香港青年廓清迷思、指点未来？带着这样的问题，观察者网总编前往香港，在恒隆集团总部采访了陈启宗先生。采访文稿经整理分为三部分，本次刊登的是第三部分。】

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9月4日在香港接受观察者网专访

观察者网：8月13号的时候，你参加香港地产商在报纸上发声，这是香港本地对激进暴力示威的重要反应。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陈启宗：老实说没怎么考虑，该做的事就做，需要什么考虑？你可能不清楚，香港人给英国人搞到了完全没有政治意识的地步，所以对政治的事非常不了解——包括最大的地产商。所以香港人一般来说政治上都极度幼稚，不同于在别的地方长大的人，比如说中国内地长大的人对政治很敏感，在美国长大也是这样。但香港有一帮人完全没有政治方面的认知。

观察者网：我很同意你的看法，你认识的李世默先生在TED上做过一个演讲，叫做“元叙事的终结”，就是冷战时期有两种元叙事，后来讲西式普世价值、普选、人权的赢了。但香港很特殊，冷战时没有经历过这两个东西。所以你刚才说香港本地老百姓不政治化，那么现在开始变得政治化，是不是有人刻意要“补课”的意思？抗议者的五大诉求与百姓民生的需要并不匹配，他们面临的民生问题与他们在街上喊出来的口号是两回事。对此你怎么解读？

陈启宗：怎么解释呢？第一，香港人的“政治基因”跟内地人不一样，有新中国成立时跑下来的，有“三反五反”时跑下来的，有大饥荒时跑下来的，有文革跑下来的，有学潮时跑下来的，所以这些人自然对北京方面存有戒心甚至敌意，他们使香港人的“政治基因”变得跟内地老百姓相当不一样。

第二，英国人也是真厉害，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在香港回归之前的几十年里，特别是60年代中期之后——因为那时发生了两件事，一个是银行挤兑，一个是受文革影响而发生的六七暴动——促使英国人培养出一种世界少见的人，即完全没有国家观念且完全没有政治意识的人。

50年代有国家观念的香港人跑去台湾，就成了跟台湾勾结；70年代特别80年代之后，有国家观念的香港人就被香港当局视为勾结北京；港英政府也怕香港人在国家观念上认同英国，所以绝对不承认你是英国人，不让你移民去英国，可见他们对国家观念极度敏感，所以他们就彻底抹杀香港人的国家观念，用经济来麻醉香港人。

这样做也有些好处，就是让大家都不讲政治，去发展经济，所以经济比较容易起来。社会上大量优秀的、有头脑的人都涌向商界，商业气氛自然就浓厚起来。但是另一方面也就制造出来一帮全没有政治意识，甚至可以说对政治完全无知的人。港英治下的香港不容许你讲政治，更不容许你讲国与国之间的大政治。

1997年回归之后，要港人治港，才开始有政党，开始有地方政治，可香港人对国与国之间的大政治仍然很无知，因为他们完全没受过这方面的培养。内地的朋友们很有国家观念，对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很关心，他们的问题可能在于只看到一面，比较不容易客观看待国际问题。但香港人是主观客观都没有，对大政治一窍不通。自从回归以来，香港从来没有对英国殖民统治进行过认真的反思和讨论，没有对英国人做的好事坏事进行客观评价。当然，进行这样的讨论并非易事，但总之香港社会就是没有对此进行大辩论。再加上外国某些人把香港看作棋子，特别是最近这两三年，在中美大格局变化的背景下，香港更变成一个小兵小卒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跟内地“政治基因”不同的人、别有用心的人、背后得到国际势力支持的人，毒害了香港的年轻人。回归至今22年了，现在上街的好多年轻人甚至不到22岁，哪怕那些30岁左右的，当初也不过8岁，他们对北京能有什么认识？北京没有对你不好吧？这30年来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吗？没有嘛！所以我说香港问题是政治问题，就这个原因。那些反北京的人控制了教育界。现在上街的这些孩子们二十多年来读的书、受的教育，都是所谓的泛民派写出来的东西。你说他们会有怎样的政治意识，会形成怎样的政治生态？学校要推行国民教育，香港人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政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