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紫荆勋贤陈启宗先生是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他活跃于中国内地、香港以及美国的政商学三界，担任着亚洲协会荣休主席及其香港中心主席，美国外交协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百人会成员，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执行委员会主席、香港发展论坛召集人、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副会长等社团职务，并于今年1月获得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首次颁发的“外交之友”称号。他曾经出任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主席，亦曾担任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为该机构董事会第一位华人成员。

几个月来，香港围绕修订逃犯条例出现的风波已经完全变质。暴力活动成为常态并持续升级，影响恶劣、波及面广，严重动摇法治权威。当下应如何止暴制乱，如何为香港青年廓清迷思、指点未来？带着这样的问题，观察者网总编前往香港，在恒隆集团总部采访了陈启宗先生。采访文稿经整理分为三部分，本次刊登的是第二部分。】

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9月4日在香港接受观察者网专访

观察者网：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早已结束，但它似乎保持着对香港的影响力，是否存在某种隐性殖民势力？

陈启宗：1997年之前我就说过，英国人比较现实，你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它们手也不会伸得太长，它这方面的能力也不够强。但美国手就伸得很长，它在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也不是只在香港才这样，所以也没什么奇怪的。你认为奇怪那才怪咧。

观察者网：在香港我们看到了颜色革命的经典套路，一是掌握媒体，二是挟持年轻人，三是瘫痪警权。不过也有新东西，比如在以往的颜色革命里，街头反对派掌握不了司法权，如今香港司法制度让警员很难有效拘捕闹事者，导致暴力违法行为一再发生。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先生最近对香港问题发表了看法，认为新加坡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改造了殖民者留下来的司法体系，确保司法体系代表新加坡的主权利益。一旦司法体系脱离了主权，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课文改不了，执法也很不便。他认为香港属于“无政党政治”，所以遇到教育、司法和民生问题，很难采取有效措施。你对此怎么看？

陈启宗：香港回归22年来，司法制度绝对是个大问题。警员也是人，他尽力维持公共秩序而打你一棍，可能就要坐两年牢。其他警员目睹这种事之后，还敢不敢执法？我不赞同过分的暴力，但你去了解一下过去一二十年在巴黎、纽约、洛杉矶、巴塞罗那和伦敦发生的事，再对比一下香港，就会发现香港警员绝对非常克制。但再克制他们也是人啊，是吧？而且那些搞事的所谓“勇武派”就是要警员打他们，像什么？像敢死队。这些极端分子千方百计惹警员生气，就希望你打他们。你一打，无数镜头对准你，他们就需要这个。

7月30日晚，香港光头警长刘Sir在葵涌被暴力示威者围攻

在对该事件的报道上，多数国际媒体采用了突出警察持枪瞄准示威者的照片

其实司法制度说到底是个政治问题。有人说司法体系的基础是法律、法治。我问他美国的大法官是谁任命的？是总统任命的，国会的投票也是明显跟着两党的政治倾向而投票。美国法律谁写的？美国国会写的，而国会完全是受两个大党的党派政治左右的。所以追溯到源头，政治和法律是不能分开的。西方标榜司法独立，从某个角度来看是有一点道理的，但这种独立是有限的。可现在香港把司法独立说成是绝对的，认为法律就应该高高在上，殊不知法律到了顶点就是政治。

香港司法体系基本属于一个沦陷区。港英时期的大法官是受英国控制的，英国对香港司法是有主权的，现在中国对香港司法有主权吗？可以说香港司法体系存在一个主权真空。尽管香港司法的最高解释权在人大，虽说香港大法官是须经中央政府同意，但他们究竟是谁的人？司法主权在谁那里？当然我也不能下结论说香港司法制度受到某些外部势力有意识的操纵，它本身就有一些“政治基因”问题，导致它本身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话又说回来，你不培养合适的司法人选，该做的事没做，很难怪别人。

观察者网：你说的这种倾向反映了政治认同的差异，它似乎受到香港媒体的强化。你平时在香港经常看什么报纸吗？

陈启宗：我基本上什么报纸电视网站都不看，媒体给我的附加价值很低。公司每天把一些重要的事实汇报给我就可以了，怎么评估是我自己的事。如果我想要深入了解一点，可以去询问我很多朋友，他们的分析能力比报纸好多了。

观察者网：内地大城市连报刊亭都快没有了，也没什么人买报纸了，可香港报纸发行量却这么大，动不动就是几十万份。香港本来是个法治严明、市民遵纪守法的城市，但现在它突然运动起来了，跟媒体有没有关系？而且香港媒体为何对街头政治一致采取同情甚至支持的立场？这个群体本身也表现出很强的政治意识，仿佛是个政党，导致不一样的声音很难发出来。那么香港媒体究竟控制在谁手里？

陈启宗：我对媒体认识不够，但香港媒体一面倒现象倒是很清楚。尽管有《文汇报》、《大公报》，但除非你要做内地生意或者要研究内地，否则不会太关心这些报纸，它们影响力比较有限。这种情况从回归之前持续至今。另外你说得对，媒体对于社会运动而言，的确是一个很厉害的工具，是一种政治手段。但你问我谁掌握香港媒体这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做过细致调查研究，不能妄下结论。当然香港有搞媒体的人分析说本地50%的媒体控制在一家人手上。

观察者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地人看到香港经济发达，在心态上就矮一截。现在开始有些变化了。国家现在对深圳有一个宏大的计划，要将其打造为先行示范区。香港人怎么看？你会去那里去投资吗？

陈启宗：国家当然应该这么做。20年前我就说过，香港好比祖国的儿子，但从小时候就被拐卖掉了，150多年来在另外一个文化背景成长，根本没有作为中国人的感情和认同。后来这个儿子回来了。他有钱是有钱，但可靠吗？不是我对香港有意见，而是要看你香港怎么做。你要是回来后有一家人的样子，那很好，没事了。但要是你回来之后，不知道你姓什么，那对不起，中央不把上海深圳做大做好，简直对不起中国老百姓。香港从回归第一天开始，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国家当然要把上海、深圳搞起来。香港在大湾区内部没有太大的优势。很简单一个例子，我有时候需要过海关到深圳，拖着行李上车下车各种手续好麻烦。所以要把深圳做起来，它和大湾区其他城市可以做到无缝衔接，这更有利于发展。

香港有什么优势？基本上就一个优势，非要说也可以说有两个。最主要的就是金融，但不要忘记金融是服务行业，别的行业需要你的时候你去服务服务，而整个大湾区不是以金融为主体的。香港还有什么，我想来想去就是香港的大学相当好，理科工科医科都相当不错。除了这些之外，香港还有什么？这些问题香港年轻人是看不到的，可以说他们已经被荼毒了。

1997年之后，受传媒、教育等各方面因素影响，香港年轻人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从自大到自卑，落差太大了。他们从前是没有道理的自大，瞧不起内地人，现在内地人有钱了，他们又自卑了。十年前内地人来香港购物，被香港人骂“蝗虫”甚至被打，我就奇怪了香港人跟内地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不过是早些年来香港而已嘛，凭什么瞧不起人？然而没过几年，香港人又掉过头来，从自大变得自卑。昨天晚上我跟老婆去一家档次比较高的餐厅吃饭，听到周围几桌坐的人全都是说普通话的。你想想香港人看到这种事会有什么心态？落差太大了。这时候香港媒体就出来煽风点火了，来解释这种现象的成因，这简直就是干柴烈火啊。很多香港年轻人自己不求上进，觉得一切权益都理所当然，是世界欠他们的，遇见挫折都是别人的错。二十年前我都快50岁了，那时我就跟香港年轻人说，我要是你们这个年纪，我一定往内地跑。现在内地机会很多，可他们不愿意去。

观察者网：现在香港教育界也快成了沦陷区。你觉得有什么好的办法，现在能够来改善改变这些地方？

陈启宗：现在的关键不是去解决某个领域里具体的事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行的，要把握好大事，要治本。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官，什么样的人只能为吏。中国古代的官是科举考上去的，是要为国家意识形态负责的，而吏是官委任的，负责一些行政事务而已。如果把吏放在官的位置，说明我们缺乏对香港的根本认知。你能让我陈某人去CBA、NBA打篮球吗？这不是开玩笑吗？香港的事这么不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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