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田：即便自公联盟在国会参众两院成了少数，在野党和媒体仍难摆脱“以自民党为中心”的思维，这正是日本政治停滞的重要原因。

社会上常说，在宪法、核电等政策上完全达成一致才能联合执政；然而放眼世界，即便是分歧不小的政党，也能限定争论焦点从而达成联合。对意见不同的议题，维持现状即可，比如以减税作为核心议题来组阁就行。目前为止，我们都缺乏这种构想。这次即便公明党与自民党分离，在野党的行动也相当迟缓。这是因为他们对政党政治的理解浅薄——更直白地说，他们依然对自民党给予了过高的评价。

加藤：石破先生于10日发表了战后80年的感想。他从国内政治体制失灵出发，探究未能避免战争的原因。他以国务大臣单独辅弼制、统帅权独立等制度缺口为前提，认为在日俄战争前由元老、至1930年代由政党来弥补这些缺口并承担“政策整合”之职——这一理解，是有扎实学术支撑的解读。

然而，本可实现“政策整合”的政党，却在同英美的裁军与对华的止战方针上屡屡败给军部的统帅。其特点在于，一边举出吉野作造、美浓部达吉、斋藤隆夫等批判军部者的名字，一边从背面来书写这一过程。这也解释了为何石破的感想在表面上似乎并未触及日本的对外过失。首相表示：唯有国民持续从历史中真诚学习“为何未能止战”的原因，才能奠定和平国家的基石。面向关注日本前途的世界，我想这一表述是符合日本国民整体利益与福祉的。

10月10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发表战后80周年感言。共同社

杉田：反对石破发表经阁议决定的“战后80年谈话”的政治家们，究竟想捍卫些什么呢？他们把安倍“70年谈话”中那句“不能让与那场战争毫无关系的后代子孙背负继续谢罪的宿命”理解为“可以不再道歉”的宣言，因此不愿意被“80年谈话”所覆盖。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把战争之“罪”分为四类：①法律罪责——由战犯承担，而与后代无涉；②政治罪责——由全民承担，并由后代继承；③道德罪责——由良心审判个人支持或旁观战争的行为；④形而上的罪责——人类作为会引发灾厄的存在而背负的罪。

战后40年的1985年，西德总统魏茨泽克据此提出：虽然①的罪责无法由后代承担，但“无论有罪无罪、年幼年长，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为过去承担责任”，从而宣示了对罪责的承继。而安倍谈话则只拣了①，几乎等同于在说其余诸罪并不存在。此次石破在感想中提出的“通向那场战争的统治机制缺陷”，我认为说得很好，但也很是在意那些在安倍谈话中被忽略的、其他的罪责。

政治，乃“可能性的艺术”

长谷部：把④换成海德格尔的话，就是“负疚/负累”。它无法否认、也不能当作没发生过，之后更不可能摆脱。马克斯·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中谈到“责任伦理”：政治家要为行为后果负责，但结果优劣的判断终究只能诉诸选举。为了免于被追责，就必须赢得选举、维持政权，于是有些人不惜篡改公文书，还在国会上撒谎。我不清楚安倍本人都下达了怎样的指令，但“安倍政治”的确是靠这种方式维持的。自民党内对此并无反省，甚至还认为没必要解决企业献金、旧统一教等问题——高市及其支持者恐怕真的是这样认为的。结果就是，他们成了韦伯所说的、负面意义上的“职业政治家”。

杉田：关于政治是什么，大体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德国思想家卡尔·施米特所说，政治就是“战争”。近来这种政治观在全球蔓延，而特朗普是为其典型——他不只与政敌作战，还与大学为敌，甚至否定立宪主义、与法官作对，并把外国人一概视为潜在的敌人。在日本，这类变体版的政治家也颇受欢迎。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政治以多元意见为前提，通过协商达成某种共识与妥协；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被视为保守主义的本来面目。但包括石破在内，如今似乎不摆出“战斗姿态”就难以获得人气。

加藤：我并不否认摆出战斗姿态本身，但坚守立宪主义是最后的底线。破坏了立宪主义再来谈所谓的未来愿景，这分明是毫无意义。

10月20日，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签署关于联合执政的协议文件；维新会将在21日的首相指名选举中投票给高市早苗。共同社

长谷部：政界常说“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我们需要超越党派的框架，找回想象力与构想力，为日本政治走出停滞状态探寻方法与路径。在维护法治、承认事实这些最低限规范之上，还必须提出超越税制与社保微调的、关于日本社会的大视野大图景。

杉田：今后的走向尚难预料，但若通过与部分在野党联合而诞生高市政权，那么除了不可持续的经济政策之外，近来产业与学术的军事化恐将进一步加剧。高市多次表达过推进“反间谍法”的意愿；一旦立法，媒体机构以及同海外有着联系的团体可能会被无端地视为间谍，因而存在人权状况恶化的风险。这很可能意味着，日本彻底转向将政治视为“战争”的政治观。我希望各党派以公明党的提问为契机，发挥想象力，并提出新的政治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