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名妇女说：“如果不是因为有拖累（指孩子）我也去抬担架了，你们是为了保护我们受的伤。”在那个妇女的坚持下，她让孩子自己走，自己在前面牵着毛驴，战士骑毛驴回到部队。

平山农民刘光汉的父母和妻子、弟弟送他参军

原本只关心自己家一亩三分地的农民，“农民对于学习感到了兴趣，他们不仅希望知道今年的收成会怎么样，而且还有知道平汉线上我们的出击计划完成了没有？南方的战争打的好不好？他们对抗战都有很大信心，教育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冀中一位战士因为想家，偷偷的跑回家，第二天母亲亲自送他回部队。

老母亲替儿子向部队首长道歉，嘱咐儿子：“打走了鬼子，咱们穷人才有好日子过。”“1939年阜平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几百名青壮年农民自动报名参加子弟兵；平山县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参军人数达到一个团。他们作战勇敢，不怕牺牲。‘阜平营’、‘平山团’的八路军，在战斗中不断赢得光荣的称号。”

广大边区涌现“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改变了“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封建思想。团结了人民抗战，形成了抗日的铜墙铁壁。

大龙华之役所俘获的日寇文件中敌酋桑木师团长就这样讲：“晋察冀的组织是神秘微妙，不可理解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眼色或手势传达抗日军所要知道的消息，速度则比电话还要快！”

与儿童教育一样，41年边区喊出成人教育“正规化”的口号，这在41年日军先对北岳区进行“铁壁合围”；1942年对冀中区进行“梳篦”、“拉网”式大扫荡；北岳区42、43年发生大旱的情况下，严重脱离实际。

在教学过程中单纯“为了教育而教育”；在提倡“学习与理论相结合”过程中又出现轻视文化课，政治口号化严重。

这些在一点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教育的成果，如阜平县的槐树庄，群众都说：“上冬学白熬眼。”有的虽然去了但却在路上说怪话：“走，又熬灯油去啊!”出现的问题在整风后，尤其是1944年后得以解决，“严格纠正过去自上而下的强迫命令的方式与脱离群众的现象。”

虽然第一阶段边区的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教育和学习是一个动态，政策必须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

有的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笔者要说土八路所犯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1965年9月22日接见印度尼西亚经济代表团，在谈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时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介绍的仅仅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不完全，而且好的、成功的说得多，犯错误的、受挫折的说得少。将来还要补充一些东西。因为只有成功的经验，没有失败的经验，这种经验是不全面的。我们敢于正视错误，找出纠正错误的办法，这样对个人和对事业才能不断前进。”

是人就会犯错误，包括人民领袖毛泽东。面对错误是委过于人，还是积极改正、承担责任，这是判断一个人最好的方法，毛泽东是党内做自我批评最多的。

破心中贼

1944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发表演讲时曾说，封建迷信思想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42年整风之后的教育工作者真正认识到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对以往进行总结后，提出了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办学的方针。

社会教育真正做到了教育与政治、生产、实际三结合，社会教育踏上了新的征途。

45年新解放区农民积极参加减租、减息运动

毛泽东说如何动员人民，“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前文提到的阜平县的槐树庄是冬学落后村。

当地群众把上冬学当做“支差”，冬学教师洛寒在第一天的教学上说要讲减租、减息，第二天只有二十多人参加，包括妇女、儿童。宣讲课中讲了史家寨冬学中减租的例子，大家跟以往的听课态度大不一样，没等讲完便争先恐后的发言，“×××(地主)说过顽固话，他说抗战不能减租”，“曹家台孙××，怕得罪财主，地租那么高也不说话。”

教师耐心的跟农民说：“这次讲减租、减息课本，不光是要求大家认识理解减租、减息，更重要的是解决咱们自己的事。”第二天课上人数增加许多，连拐子顾喜都来听课，不得已将八九个十六岁以下的孩子回家，腾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