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鄢一龙】

社会主义将资本作为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目标。同样，资本也可能将社会主义视为宿主，如同在沙漠中借主人帐篷取暖的骆驼，一点点挤入帐篷，并希望有朝一日，把主人赶跑，自己独占这个帐篷。

这个比喻并非危言耸听。资本这只骆驼已经不是原先那个可爱的宠物了，它已经成长为庞然大物，资本的体量与其能够影响的经济规模都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语。

资本增殖的方式也越来越体现出其腐朽性、垄断性的一面，这种变化还在与日俱增，使人不禁追问：资本要走向何方，这对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

就其本性而言，资本不会满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限定的结构，它正努力挣脱加在其身上的社会主义束缚，日益要求成为不受束缚的，既自主、自在又自为的力量。

（一）底层侵蚀：新基础结构的私有制

底层结构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互联网时代经济活动的基础结构不再是公有制了。土地、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主要是工业时代的基础结构，而平台经济是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经济命脉，构成了其他经济活动的基础设施与共用的生产资料，平台经济是由私人资本绝对掌控的。互联网平台的用户规模、经济体量都达到了宏观经济的规模。

例如，2019年，线上综合购物平台天猫“双十一”一天的成交额为2684亿元，超过了海南省一年的消费品零售总额（2018年为1717亿元）。这种类型的互联网企业已经不能用传统的大型企业加以看待，而是具有“准公地”特征。

同时，互联网平台具有其他经济活动基础设施的自然垄断、外部性以及以平台租为收益的特征。

互联网企业前期大量“烧钱”，就是为了搭建平台。互联网平台倾向于自然垄断，是由于它的价值取决于使用者的数量，平台的用户规模越大，平台的价值越大。

竞争对手之间一定会不断压低价格来吸引更多的使用者，导致平台前期不但完全免费，还给用户大量的补贴，而小企业根本“烧不起钱”，最终占据市场的是少数巨头，它们发现联合比竞争更有利，会进一步推进市场垄断。

这和地方政府通过“三通一平”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然后再招商引资的方式是一致的，但是规模要大得多。平台和基础设施一样投资周期长，前期投入大。

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基础设施具有外部性，所以只有给企业垄断经营权的时候，企业才愿意投资；而平台的收益是外部性的内部化，企业前期“烧钱”，后期如果成功站稳脚跟，几乎会一劳永逸，能够获得巨大的回报。

平台收入并非传统企业的利润，而是平台租与平台税。平台租是垄断租金，是用户使用平台进行经营、交易活动付给互联网平台的租金，由于平台是自然垄断的，这种租金也是垄断租金。

由于法律框架和强制性机构执行的市场交易保障机制，被技术手段所替代，平台的收益还包括平台税，这也使它的利润率远高于传统企业。

（二）中层分化：贫富分化与阶层对立激化

如同陨石要受到地心引力作用的影响，社会分化趋势也受到私人资本的“地心引力”，在一个螺旋运动中日趋严重。

我国已经是一个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超过国际警戒线，2008年最高达到0.491，随后有所下降，到2019年降到0.465，但这主要是地区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造成的，资本和劳动差距扩大的结构性矛盾并未改变。

根据《2021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中国身家超10亿美元的富豪有1058位，比美国多696位，居世界第一。考虑到我国GDP按照汇率计算仍然只相当于美国的70%左右，这一数据是很令人惊讶的。

与此同时，我国还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遏制。研究表明中国的劳动者报酬比重比美国低十几个百分点，比德国、日本也都低好几个百分点。[2]

更严峻的不是收入差距问题，而是财富差距问题。资本与经济虚拟化、新技术、全球化的结合空前放大了财富差距。

21世纪以来，全球都经历了金融深化过程，金融资产总量与GDP的比率，以及全球外汇交易量与全球贸易量的比率不断提高。与全球虚拟经济的海量交易活动相比，实体经济规模压根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大量群体就是靠收割金融财富积累了巨大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