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政】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6周年，也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时移世易，二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不断在经历松动和变化。站在“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时间节点上，中国正以独特的姿态和方式，深度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进程中，与传统的“西式国际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互动。

国庆76周年前夕，中国继“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三大倡议之后，又面向全世界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核心理念是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和注重行动导向等五条。

该倡议提出的时间点，是在九三大阅兵的两天之前，国庆日的一个月之前。在阅兵和国庆活动中展示出来的强大军力和国力，为中国提出这四大倡议赋予了充足的底气。

四大倡议虽是智慧和理念的产物，但只有此智慧和理念，没有在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各个方面与之相配且令人信服的本国成功实践和经验不行；而只有本国成功实践和经验，没有足以克服强大外部阻力、将倡议内容推向全球所必备的军力和国力也不行。

中国提出的这四大倡议，不仅展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更体现了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深刻思考。如何推动四大倡议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多认可，成为下一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而这就要从目前通行于世界的“西式国际体系”说起了。

“西式国际体系”的由来

当前世界上这个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每个国家以边界划分领土并通过中央政府、财政体系和常备军维系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国际体系，并非自古有之，也非自然形成，而是人为的一个创造。具体说来，是几个世纪之前几个欧洲小国在一系列战争之后共同创造出来的观念产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欧式国际体系”或“西式国际体系”。

回望过去，整整500年前的16世纪20年代前后，一场被历史学家们称之为“军事革命”的大变革首先在欧洲的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士等国以不同的形式发生。火器的普及、装备火炮的步兵方阵的出现、星形布局的“棱堡体系”的发明等等，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依赖于贵族骑士高超武艺进行作战的古老方式。

1648年5月，《明斯特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结束，也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自：荷兰画家赫拉德·特博赫（1617-1681）

这触发了一个新的战争逻辑：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发动一场战争所需的金钱越来越多，远远超出了贵族们个人所能承受的程度。于是，一个面向更大规模人口征税和征兵的系统成为必需，一个用于征税和征兵的官僚机构和一个用于压制内部反抗的中央权力也成为必需。于是，欧洲近代国家的雏形——中央集权、官僚制、常备军的三位一体被塑造了出来。历史学家查尔斯·蒂利的一句名言精炼地表达了这个逻辑：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

这就是所谓“现代国家”的诞生，究其本质就是“战争国家”，就是军事革命的产物。“战争国家”因为战争而被创造出来，创造出来之后也是为了发动战争。反过来说，在军事革命的倒逼之下，也只有那些成功进行了内部整合、拥有强大资源动员能力的，才能在欧洲争霸战中生存下来。

而这也正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三十年战争”得以发生的时代背景。这场在1618年到1648年之间进行的战争，由于各方都采用了百年军事革命的最新成果，“战争国家”的行政体系也运转其中，各方动员的总兵力空前巨大，战争消耗也空前巨大，最终陷入了持久的消耗战。虽然战争因宗教冲突而起，但在“战争国家”体系的作用下，很快演变为西班牙、奥地利等国寻求霸权与法国、瑞典等国维护均势的国际政治斗争。

“军事革命+战争国家”这个致命组合显示出了史无前例的毁灭性后果，相互之间“谁也无法打败谁”的僵局出现了，这就有了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既是对军事革命所塑造的新政治现实的一个承认，也是对三十年战争结果的一个法律确认。而这个结果，也就是“西式国际体系”的雏形。

这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种体系。由于各个基于领土和人口的国家被赋予了名义上至高无上的主权，这个体系事实上在国家之外排除了任何超越性的权威，无论是皇帝还是教会，从此都不能再干涉各国内政外交。与此同时，这个体系塑造了一个多极主权国家并存的结构，体系的维持完全依靠各国战争能力之间的均势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