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如您所言，就经济全球化的产业分工来看，国际贸易其实更多是企业间或产业链的内部关系，全球城市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挥作用，而且全球城市会弱化原有国家间的界限，但是一般我们讲国际贸易时都会带上国家主权概念，就像现在谈中美贸易摩擦基本就回到国与国之间的问题，那么，上海未来在走向全球城市的过程中，从国家边界、机制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周振华：客观上来讲，尽管跨国公司有很长足的发展，规模、数量越来越大，掌握的资产越来越多，但是国家主权仍然是存在的，这就涉及到两者关系的程度问题。一般情况下，国家也要迎合跨国公司的发展要求，比如搞“零关税、零障碍、领补贴”就是这个道理，“三零”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国家主权”的作用降到最低，从而便利投资贸易，而投资贸易的主体不是国家是跨国公司。当然这其中牵扯到有的国家跨国公司多，有的国家跨国公司少，有时候国家主权需要稍微体现出来。

美国以前为什么大力推进WTO或双边、区域性贸易协定等，因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多，这些政策让投资贸易更便利。但当它感觉影响到自己国家经济、就业等问题时，就会突出国家主权的议题，其实这是不利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贸易活动，因为干扰了原来的生产链。

上海自贸区 图片来源：IC Photos

中国现在不讲“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而是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因为这是历史的趋势。某种程度上，国家的干扰，提高关税设置障碍，最终并不利于全球资源配置。

从更合理地进行全球资源配置角度来讲，肯定是要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我在书里面也专门分析过，全球化的命运决定全球城市的命运，因为后者是前者的产物，如果没有全球化，那么也就不需要全球城市了。根据现在分析，不管哪种贸易摩擦，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还是需要全球化，因为发展中国家借助全球化实现快速经济起飞，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再比如过去讲的“亚洲四小龙”，如果不是借助于全球化，这种奇迹是不可能出现的。中国不借助全球化，封闭起来搞改革，再怎么改也摆脱不了发展陷阱，还是缺乏资金技术，仅靠自力更生，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绝大部分贫困问题。所以，推进全球化是潮流也是趋势。设置障碍可能在短期内对经济全球化有影响、使其进程稍微减缓甚至停顿一下，但阻挡不了。

时至今日，全球化领域也在不断拓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原材料制成品和大宗商品，其次是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特别在直接投资方面。现在很多服务领域进入全球化，服务贸易增长迅速。服务本身是很难贸易的，因为它的生产和消费是同步的，所以一定要在某个地方进行，但是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服务贸易、尤其是新型服务逐渐拓展，像医疗保健、教育培训、文化创业、科研技术、跨境信息数据等。这恰好说明全球城市还将继续发挥重大作用。以前中国是融入全球化，现在不仅要融入还要开始引领，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可以说是中国引领全球化的一种方式，而且随着将来中国产品的质量技术越来越提高，还会继续延伸。

中国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是走向世界经济中心，都意味着中国的真正崛起一定会引领和主导全球化。何况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体量会进一步上升，这种情况下不引领全球化是不可能的；这不像小国家，不一定要引领全球化，只要借着全球化的趋势发展起来就可以。所以，更加凸显出中国要有自己的全球城市，能在全球化过程中有几个全球资源配置的战略点。

观察者网：您早在十几年前就把全球城市这个想法引进国内并组织讨论、建言献策，其实从现在上海刚确立全球城市的战略定位来看，当时的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能分享一些当时在建言过程中遇到的例子吗？

周振华：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很漫长的。首先自己要把这个理论吃透，结合中国实际形成自己的观点，再根据上海的发展情况用通俗的语言向别人宣传。如果完全照搬，别人肯定是听不进去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全球城市和国际大都市到底什么区别，有人当时也问了，如果一样的话是不是就是在玩概念游戏。

但要向外界解释清楚这个概念也是困难的过程，例如这与过去的提法区别在哪里，核心功能是什么，今后面临的路径又是什么，如何构建全球城市四梁八柱和提升城市能级等等。所以后来在两本学术性论著的基础上，最近又做了一个简明读本，主要是把很多概念用更通俗的语言叙述，并以一个个小问题的方式单独列出来解答。

而且我主张用全球城市这个概念，也为了创造一个国际化语境，现在和外国人进行学术讨论或政府间交流时，比较通行的是讲全球城市这一概念，大家都知道其特定涵义，是全球网络的主要节点，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反映了当下城市发展的前沿。 否则，人家就不很理解，甚至产生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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