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王淅：您有许多日本资深官员的朋友，比如日本东洋大学总长、原日本通商产业事务次官福川伸次，他最近写的一本书，《日本力——生存于世界的能力》，光从书名来看，好像具有很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您怎么看？像他这样的日本高官是如何定义中日关系的现在和未来的？

周牧之：福川伸次先生曾任大平正芳的首相秘书官，1978年陪同大平正芳首相访问中国，开启了对中国的日元贷款。他还做过日本通产省（现在的经济产业省）的事务次官（日本最高阶的官员），退休后不仅担任过多家日本大企业的负责人，还担任了东洋大学的理事长，是一位在政界、产业界、学术界都有影响力的人物。

福川先生具有国际视野，英文也很好，在这本书里讲的“日本力”，是指日本的“软实力”。这本书强调今天软实力变得越来越重要，日本需要运用软实力与世界、与中国建立更好更牢靠的关系。建议有机会去读一下这本书，以避免望文生义。

其实像福川先生这样的日本官员不在少数，尤其集中在财务省、经济产业省和外务省这样的“大脑”机构。我经常会请他们到大学的课堂上来和学生们开展对话，让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具有国际视野的思维。

我在2005年发起“北京——东京论坛”时，福川先生就是关键的发起人之一。论坛的倡议在国内首先得到了当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和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的支持。那时正值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中日双方最早的参与者们实际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风险。

2006年8月3日，周牧之教授（右）在第二届北京—东京论坛上主持会议。图片出处：云河都市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2006年8月，第二届论坛于东京举行，正值小泉禅让安倍在即之际，安倍晋三带领后来安倍内阁的主要成员悉数到会，首次阐述了他重视中日关系的外交政策，并向中国的参会要人发出了未来安倍内阁决定改善中日关系的明确信号。这次论坛对沟通东京与北京之间的信息，促使安倍上台后迅速访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安倍本人也在给第三届论坛的书面致辞上做出了肯定。

所以说，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敢于担当的人站出来对话危机。这次的俄乌战争，美俄之间就陷入了这种死局。

王淅：2009年，您和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先生有一次非常有名的对话《日本第三》，剖析了中美日三国的过去与未来，老先生如今已经故去，回顾当年和他的讨论，您认为制约日本发展的最大要因是什么？

周牧之：日本的历史包袱很重，不论是与中国、俄罗斯还是朝鲜半岛的关系，都因为二战结束后没有能够很好地清算战争问题而纠结。直到今天，日本与俄罗斯还没有缔结和平条约，也就是说两者之间的二战还没结束。

周牧之与傅高义对谈：中日经济崛起奇迹的异同。资料图

过去两个国家一直还在就缔结和平条约谈判，但是俄乌冲突之后，由于日本制裁俄罗斯，现在连谈判都中断了。其实，从日本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来看，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

中日关系的最主要问题也是历史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几次关系的起伏都和历史问题有关。

这些年，日本其实错过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的风口期。究其原因，既有历史包袱的问题，更有政治家和政策官员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发展的脉动把握不准的问题。

当然必须认识到，在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之前，美国对日本与中国关系的干预还不算强，中日关系还相对单纯一些，现在变得更加复杂了。

中日关系的起起伏伏一直都有，也不需要太悲观，随着双方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大，应该会越来越平稳的。

王淅：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今天的中日关系来之不易，您希望10年后迎来60周年时，中日关系是什么样的？

周牧之：疫情结束后，很快每年会有2000~3000万的中国人来日本旅游观光，我相信这个数字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超过5000万人，大规模的人员交往会对中日关系的改善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017年至2021年中日货物进出口额（亿美元）。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另外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是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今年1月1日正式生效，这是一件影响亚洲未来，当然包括中日关系的大事。

RCEP涵盖中日韩、东盟十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形成了一个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三分之一经济体量、三分之一贸易体量的，全球最大的经济体。RCEP意味着亚洲开始引领全球化，这是一个新格局。其中，中日韩是主导，我相信RCEP也会给中日关系带来重大转机。

总而言之，中日关系的未来，最主要还是取决于中国的发展，这个发展不仅是经济的体量和质量，也包括软实力，这是第一位的。其次是要懂得和尊重对方的“算法”，也就是对方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发展、理解和包容决定亚洲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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