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既不想与美国正面硬刚，又想达成“有尊严的协议”

黄靖：是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上台以后，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基于威尔逊主义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和联盟，甚至连北约都不要了。今年美国完全没有参加北约的军事演习，并且也公开表示要撤出北约，欧洲也只能越来越强调战略自主。

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实际上面临的是一个完全改变的世界，是一个美国都承认的多极世界，这对于美国的同盟体系有何影响？比如美韩同盟中，美国现在在经济问题上对韩国一视同仁，可以说一点面子都不给。在韩国的关键产业，如半导体、汽车、造船、钢铁等产业都施加关税，这导致韩国很难发展下去。

面对特朗普政府如此大的关税压力，尤其考虑到特朗普对韩国的90天关税暂停将于7月8日到期，届时韩国该如何处理？韩国若要与美国对抗，是很难的，毕竟韩国对美国十分依赖；若不对抗，对韩国而言也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压力。

詹教授，您认为根据韩国目前的情况，尤其是李在明代表进步阵营当选总统后，他会怎样去处理来自特朗普的这种霸凌政治？

詹德斌：我之前看到李在明团队在大选前曾开会讨论如何应对美国的关税问题，当时他们提出两个原则：一是互惠，这也是李在明对外政策的最基本价值观和原则，即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外交，而不是“价值观外交”；二是选择性让步，比如在造船业，因为美国也有这个需求，那么韩国可以考虑在这些方面去满足美国的需求，但美国必须做出部分让步，如在关税问题上回到美韩FTA的原则基础上。

所以，这是进步阵营目前的基本策略。一方面韩国要避免和美国正面硬刚，因为韩国的地位摆在那里，韩国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在谈判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韩国也不能无条件接受美国的这种带有主权侵犯性的施压，所以李在明政府希望达成“有尊严的协议”。

第二，对于特朗普政府，李在明政府目前肯定也在研判中。因为美国现在要和18个贸易伙伴进行关税谈判，韩国没有必要急着冲在前面去谈判，因为冲在前面未必有好处，尤其考虑到在汽车、钢铝等方面，韩日是存在竞争关系的。如果韩国先和美国达成了协议，结果美国又给日本一个更优惠的协议，这样韩国就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所以，韩国现在基本上是争取和美国慢慢谈。更何况李在明当选总统的当天就上任了，连两个月的政权过渡期也没有，所以他可能都还没了解上届政府和美国谈了什么，因此对于李在明政府，现在也需要更多的时间。

另一方面，进步阵营认为美国的谈判，不应该只是和商务部、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及财政部这三个机构谈判，还应该和白宫进行谈判，因为他们认为最终权力还是掌握在白宫的。另外，他们还希望说服国会，比如说韩国对美国有大量投资，以此来通过国会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决策。

6月4日，在首尔汝矣岛国会议事堂中央大厅举行的第21届总统就职宣誓仪式上，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在发表演讲。图片来源：国会摄影记者团

此外，李在明以及进步阵营强调要与其他国家进行协调合作，来共同应对特朗普的关税压力。当然，李在明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同其他国家合作，这个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李在明之前就强调过要加强中日韩合作，所以毫无疑问这个对冲因素是存在的。但是尹锡悦时期，当时的国务总理韩德洙就明确强调说，韩国不会与其他国家协调对美国的贸易谈判问题。

最后，李在明强调要强化内需，并且要拓展韩国的多边贸易结构，使韩国的贸易结构实现多元化。所以李在明政府非常强调与亚洲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合作，并称之为“开辟经济领土”，通过多元的贸易协定来降低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也可以说是韩国的中长期发展方向。

我们看到李在明上台后的第一个行政令就是组建紧急经济检查小组，毫无疑问这也是考虑到对美的关税贸易谈判和国内经济恢复等方面的问题。未来，韩国可能还会专门设立应对经济安全的岗位。虽然特朗普关税问题是一个短期风险，但韩国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对美过度依赖的这种中长期风险，并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中韩关系对韩国经济民生和产业发展的影响

黄靖：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对韩国而言，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中韩的经济关系也非常紧密。刚才詹教授提到李在明总统未来可能会推行一个多边的“开辟经济领土”的政策，来加强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当然，在缓解美国压力的问题上，我认为对韩国而言，中国是重中之重。

对韩国而言，一直有这么一句话叫“经济依赖中国，安全依靠美国”。我个人感觉，自中韩建交以来，尹锡悦执政的几年可能是中韩关系最紧张，也是最坏的一段时间。代表进步力量的李在明就任总统以后，他是否会改善中韩关系？不仅仅是政治关系，还有经济关系，同时我们看到中国也已经伸出了橄榄枝，表示愿意跟韩国改善关系。对此，我想请问郑教授，您认为随着李在明的上台，中韩关系是否会迅速恢复，迎来中韩双边关系的一个全新的、好的开始？如果要恢复的话，有哪些具体政策可以推动？

郑载兴：中韩关系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中之重的课题。刚才提到了，李在明政府的基本方针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的对外政策，考虑到中韩在经济方面的高度依存，李在明政府肯定是相当重视中韩关系的。

另一方面，李在明的政策当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民生和经济发展问题。那么，韩国若要实现经济恢复，那肯定要改善中韩关系。比如韩国在东盟有很多大企业投资，经济交流也很多，但是也有很多中国企业在那边，双方在拓展市场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面对竞争与合作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用竞争的视角去看待中韩关系，更多的还是应该从合作出发。

但是我现在有点担心，因为韩国国内这几年的反华情绪非常高涨，所以韩国民众以及企业，对中国不像过去这么友好。我觉得双方肯定还是要加强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互相应该了解彼此国家的真实情况。因为韩国国内的确有很多虚假的、抹黑中国的报道，有的人故意搞这种东西。但如果双方民众的交流很活跃，那我认为双边经贸关系也会逐渐改善。中国具有非常庞大的消费市场，韩国许多中小企业在拓展市场的时候，中国仍然是最好的那个选择。

黄靖：这里有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中美关税战以后，中国为了反制美国，采取了稀土管制政策。我们都知道，韩国的工业生产对中国的稀土依赖相当高，所以当中国采取稀土管制政策后，对韩国的汽车、芯片等产业造成了巨大困难。从5月底开始，中国宣布对韩国放松稀土管制，但条件是45天的审查期，并且要求韩国企业不能把从中国进口的稀土材料或零部件转售美国，否则会受到惩罚和制裁。詹教授，您认为稀土问题在中韩经济关系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詹德斌：首先，中国的稀土管制政策是4月份实施，5月份放松的，应该说更多是针对美国的。因为中美在5月达成了日内瓦协议，所以中国在稀土问题上松绑实际上也是因为中美关系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中韩关系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了中美关系很大的影响。

其次，这也可以被视为一个信号，或是警告。一，告诉美国，不止美国可以对中国进行二级制裁，我们手里也有可以反制的牌。二，告诉韩国，无论是现在的韩国政府或是未来的韩国政府，如果因为美韩同盟的合作而侵犯了中国的利益，那中国手上也是有牌可以去做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对于韩国的新政府而言，多多少少是能够起到作用的。李在明主张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外交，其中他讲了三句话，叫“该合作的合作、该妥协的妥协、该争取的争取”。如果美国迫使韩国在对华政策上步调一致，比如在半导体上一起制裁中国，那么韩国恐怕也会受到来自中国的制裁。

稀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当然稀土作为一种原材料，本身并非绝对不可替代。韩国国内一直有一个词叫“中国风险”，就是认为韩国在关键产品上对中国的依赖问题。尹锡悦政府当时出台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清单，上面列举了韩国对中国产品、能源的依赖程度，其中当然也包括稀土。过去这几年，韩国一直努力同加拿大、澳大利亚、南美、非洲等国签署一些稀土方面的合作协定，韩国国内也在设法提炼稀土，增加产能，但由于受到多方面约束，进展比较缓慢。

总体来看，稀土管制是中国手里一张很重要的牌，用或是不用，都能够给韩国传递非常明确的信号，我相信这对于未来中韩关系的正向发展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