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与社会领域改革：保守主义与社会公平的挑战

1.文化领域：保守主义的右派革命

在文化领域，这场革命与其说是革命，倒不如说一场“反革命”。这是一场传统保守主义的右派革命，以应付左派尤其是激进左派的“认同政治”革命。在美国或者整个西方，传统保守主义强调精英主义、宗教信仰、新教伦理的勤劳伦理等传统价值观，而左派则强调妇女、少数族群、世俗化等价值。

然而，左派在“认同政治”方面日趋极端，尤其是在性别议题上，从早期的同性恋平权扩展到LGBTQ等多样化性别认同。尽管美国进步的中产阶层并不否认也接受大多左派的价值观，但在性别问题上依然难以接受。历史地看，资本主义体系在创造了巨量的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太多的问题。

自马克思开始，对资本的批评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必须意识到，大多资本所有者本身或者资本家依然抱有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所说的“新教伦理”精神，即资本的使命。这一点明显表现在马斯克身上，他是一个具有极度使命感的企业家。

纽约举行的同志大游行。 新华社

2.社会领域：如何创造“公平”

社会领域是这场革命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里根革命以来，全球化一方面给美国（和西方）的企业家群体创造了巨量的财富，另一方面造就了财富差异的急剧加大、社会的分化和中产的萎缩。这便是特朗普民粹主义的社会根源。特朗普“使得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特朗普一直宣称其代表劳工阶层的利益。近代以来，资本和劳工两者之间的利益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解决：

一是资本本身，即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财富促成劳工阶层演变成为中产阶层；二是通过劳工运动（即社会主义运动）来向资本争取更多的利益；三是通过政府的作用，即进步的税收政策来实现福利社会。

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美国劳工部大楼。 新华社

今天，美国进入高科技社会，劳工阶层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高科技革命至少在两个方面对劳工阶层是致命的：第一，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大规模自动化使得生产端能够产生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第二，经验地看，高科技发展倾向于恶化收入差异。

对此，无论是特朗普还是马斯克都没有解决方案。特朗普一味把这个原因归诸于全球化，认为只要把工作从“外国人”那里夺回来就解决问题了。马斯克在这方面只强调了普遍工资制的可能性，即哪怕没有工作，也能人人得到一份工资。

这种实践在北欧的一些较小社会在尝试，可以视为是“福利社会2.0版”。不过，没有多少人会相信美国会实现“福利社会2.0版”，也没有多少人会相信“福利社会2.0版”会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

正因为这样，我们称马斯克革命为“资本革命”，而非社会革命，而文化领域的“反动”则也是为资本革命服务的。

那么，这场革命如何发生而成为现实？所有的革命最终都会演变成为政治革命，而且必须通过政治革命来完成。革命的方式是资本式的，革命的方法也同样是资本式的。一旦确定了目标，手段便是一切。在近代以来资本的文化里，手段便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即目标证明手段正确。

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马斯克都体现为浓厚的“浮士德文明”，即一半是“神”，一半是“魔鬼”。特朗普的执政方式在其第一任期已经为世人所知，决策集中集权，用人讲忠诚，追求目标不考虑道德。

马斯克本身就是在美国所谓的“新浮士德文明地带”（即从加州硅谷到德克萨斯的狭长地带）崛起的企业家。特朗普执政团队被视为是企业家团队，马斯克更是想用企业的方式改革美国政府。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具有执行力的团队。

四、“资本革命”在延伸：欧洲极右的崛起

无论对特朗普还是对马斯克来说，整个西方文明笼罩在左派的“腐败”之下，因此要拯救西方文明，那么就必须把这场革命至少延展到西方曾经的核心地带，即欧洲。

特朗普本人对欧洲右派的“钟情”在其第一任期已经显现出来，相信其在第二任期会依然保持这种热情。不仅如此，现在特朗普拥有了一个无可匹敌的马斯克。并且，较之特朗普第一任期，欧洲的右派今天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是快速的崛起。

今天，欧洲极右翼茁壮成长，尤其在意法德三国。在2024年6月的欧洲议会大选中，极右席次从2019年的135席（占议席总数的18%）上升到2024年的187席（占议席总数的26%），当中包括2019年没有向布鲁塞尔推派极右议员的几个国家：塞浦路斯、卢森堡、葡萄牙和罗马尼亚。

梅洛尼（Giorgia Meloni）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Fratelli d'Italia，FdI）更是成长惊人，从2019年的6.4%得票率上升到2024年的28.8%。

法国极右政党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RN，前称国民阵线）的得票率是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所属复兴党（Renaissance，RE）的两倍，这一结果直接导致马克龙解散国民议会，提前大选。最终国民联盟赢得142席，虽没有成功获取总理职位，却已拿下该党史上最佳战绩，并且足以影响政局：在国民联盟与其他政党携手合作下，法国巴尼耶（Michel Barnier）政府在12月垮台。在202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国民联盟的马林勒庞（Marine Le Pen）依旧是有力候选人。

在德国，在这次欧洲议会大选中，极右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获得15.6%的选票，同样是该党迄今最好成绩。11月德国三党联盟瓦解后，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在12月提请解散国会，新大选将在2025年2月举行。

根据Wahlen当前民调，AfD的支持度高达17%，领先总理朔尔茨的社民党（SPD）2%，仅次于基民盟（CDU）与基社盟（CSU）的保守派联盟（33%），并已提名爱丽丝·韦德尔（Alice Weidel）作为总理候选人，是AfD首次展现问鼎领导人的雄心。

爱丽丝·韦德尔。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欧洲极右的崛起已经为特朗普干预、影响和引领资本主义世界的右派政治创造了无比优越的条件。

马斯克早就跃跃欲试了，其X的影响力已经达及整个西方世界。如果看看今天欧洲的媒体，人们并不难发现两方面和马斯克相关的新闻：一是马斯克如何通过支持欧洲右派来干预欧洲政治，二是欧洲左派（甚至中间派）对马斯克破坏欧洲现存民主的担忧。

看来，一场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革命”蓄势待发，这场革命会从其中心美国开始，一直延伸到欧洲各国。

自然，这场革命的影响绝对不会局限在西方世界，而是会很快影响到非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的世界秩序是和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密切相关的，是资本塑造了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二战之前，是欧洲国家（主要是大英帝国）塑造了世界；二战之后，是美国塑造了世界。无论是欧洲主导的世界秩序还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都是高度等级化的，是一个主导与被主导、统治与被统治的秩序。如果这场美国主导的“资本革命”赋能美国，促成其主导甚至垄断“第四次产业革命”，那么这个世界秩序又会怎样的呢？

这是所有人都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不仅关乎每一个国家，也关乎每一个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