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仲麟】

2026年6月1日，中国航空工业传来令人悲痛的消息：我国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两院院士顾诵芬于5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对于普通人来说，“顾诵芬”这个名字颇为陌生，即便知道，多半也只是知道他是个院士并且是“歼-8之父”。但对于长期关注中国航空工业的人来说，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东西太多了。它不只是一位飞机总师的名字，也不只是代表着一个型号，而是新中国飞机设计从一张白纸上艰难起步的那段历史。

对于中国航空工业来说，这是一个时代背影的远去。

顾诵芬院士，享年96岁

航空报国的那一代人

今天我们谈起航空谈起飞机，往往想到的是国产战斗机和大飞机们。但对顾诵芬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批航空设计师来说，童年及少年时看到最多的飞机是敌人的飞机。在抗战时期，从头顶飞过的日军飞机往往代表着恐惧与死亡。也因此“航空报国”对顾诵芬那一代人来说并不是空谈，而是切切实实地要守护祖国蓝天，让敌人的飞机再也不能在祖国的天空肆无忌惮地飞行。

儿童时的顾诵芬

所以，“航空报国”在他们那里不是一句口号。它是少年时代埋下的刺，是一个国家饱受屈辱之后留给青年人的历史使命。顾诵芬后来选择飞机设计，程不时后来投身中国大飞机事业，许多第一代航空人把一生交给飞机，背后其实都有这种共同的理想：国家没有的，就去造；国家需要的，就去做。他们响应了祖国的号召，而祖国也给了他们一个发光发热的舞台，最终个人命运和共和国的航空事业紧紧绑在了一起。可以说，他们就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奠基人。

那是一个真正“国家需要什么，就去做什么”的时代。祖国需要教练机，他们就去做教练机；祖国需要歼击机，他们就去做歼击机；祖国需要把一片空白的航空工业体系搭建起来，他们就把自己的青春和后半生一起投进去。对他们来说，个人兴趣、专业方向，甚至如今所谓的职业规划，在国家需求面前都要往后放一放。他们并不是没有选择，而是他们选择去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顾诵芬、程不时、屠基达、陆孝彭，1950年时的他们正年轻，他们投入工作时也正是中国航空工业一穷二白从零起步的时候。也因此对于顾老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航空人，不能只看他们各自后来负责过什么型号，也不能简单地把他们分成谁是某某飞机之父、谁是某某项目总师。事实上，在新中国航空工业最早的那些年里，并没有如今认为的总师，而他们常常是在一个个项目中彼此交叉、彼此配合。

如果我们看顾诵芬的职业历程，从歼教1到初教6再到歼-8，这并不是一条顺利的道路，而是一代人不断在试错、补课、追赶中建立起中国飞机研发能力的过程。

那时的新中国航空工业基础薄弱，缺资料、缺经验、缺设备、缺完整试验条件，很多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设计规范、工程流程和验证体系，当年都需要从头摸索。但正是通过这些早期项目，中国航空工业开始学习如何把理论计算、风洞试验、结构制造、飞行品质和试飞验证联系起来。中国人设计飞机，不再只是照着资料学、凭着经验试，而是逐渐形成一套自己的体系，而顾老正是参与了这一套体系的搭建。

那一代航空人没有今天这么好的条件。他们没有强大的仿真能力，没有现代化试飞测试系统，也没有成熟的遥测系统与数字化设计平台。很多时候，他们只能用最笨、最直接、也最危险的方法去逼近真相。所谓筚路蓝缕，并不是一个修辞，而是一种客观描述。

歼-8试飞过程中曾出现跨音速抖振问题。面对这个致命的问题，顾诵芬没有满足于在会议室里听汇报，也没有只停留在图纸、数据和分析报告上。他选择亲自乘坐歼教6伴飞，坐在歼教6的后座上，在空中近距离观察歼-8试验机机体表面的气流情况。为了看清楚气流分离，试验机上贴着毛线条，而顾诵芬就在伴飞机上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去判断，去寻找问题的根源，这才有了后来广为人知的“三上蓝天”。

所以说，顾诵芬这一代人的航空报国，并不是写在纪念文章里的漂亮词句，而是落在一个个具体时刻里的选择。是年轻时走进一穷二白的航空工业，是在资料匮乏的年代一点点建立设计方法，是在型号遇到生死关头时亲自去看、去试、去承担。也正是靠着这样的选择，中国航空工业才从最初的摸索和追赶中，逐渐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飞机设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