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7月31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原和也；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于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有评论表示，日本打造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强化“首相官邸主导”的垂直性的指挥链条，将普通民众的日常交往、政治表达，以及反战活动，全部纳入监控范围，并且还没有国会制衡，也没有司法介入，更没有第三方的监督。因此，从制度形态来看，它和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如出一辙。

本期两岸圆桌派，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和台湾知名媒体人唐湘龙聚焦日本重塑其战前体制的企图，剖析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风险以及中国反制能力，展望未来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之路。

苏恒：不相信中国能够和平崛起的，不只有美国。我想还有一个国家，也不敢相信中国能够和平崛起，那就是日本。日本政府在7月31日正式设立了国家情报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等9名阁僚共同组成“国家情报会议”于当天举行首次会议。

这样一个举措，被外界认为是日本将进一步强化情报收集、网络安全和对外战略协调能力的象征，并将国家情报局看作是日本特高课的复活。结合历史，以及近年来日本持续推进安保政策调整，张老师，您认为日本这样的动作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呢？

张维为：毫无疑问，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又一次表现。因为现在大家都把它的国家情报局和原来的特高课联系在一起，这个联系是有道理的。当时，日本为了侵略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设立了特高课，做了大量的坏事、恶事，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和其他亚洲国家人民的鲜血。

它的任务就是全面地、长期地收集各种各样的情报，特别是对很多抗日志士进行迫害。另外，策划伪满政府、汪精卫的叛变等等，也都和他们有关系。包括当时最早的“满洲国”，也是他们策划的。特高课犯下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中国人民提醒这一点非常重要，请大家注意，它现在又重新开始搞这个了。

二战后，日本制定了新宪法。在新宪法里面，它的情报部门只负责自己国内一部分的情报。现在，日本政府又把这个机构重新变成了一个直接对首相本人负责的国家情报局。这样的设置在世界上都是很少有的，而且相当一部分职能是针对国外的。

它的职能分为两部分，首先是针对自己的国内。过去，特高课也是专门迫害日本国内反对军国主义的人士。现在，它可能会做同样的事情，侵犯很多日本人民的人权。对外，它可能为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复活、甚至一些罪恶行径服务。

1938年，日本内务省警视厅特别高等部检阅课。维基百科

所以，站在中国的立场，我们必须高度警惕、防范日本相关危险动向。同时，我一直讲，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我们要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我们有关部门的发言人说，日本不能再军事化，我的观点更进一步，我们不仅要阻止日本再军事化，更要推动其彻底“去军事化”。

迄今为止，我觉得我们采取全面禁止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的措施，是非常好的政策。这个政策继续坚持下去，就能够逐步实现我们定下的目标：不能再军事化，还要去军事化。

我记得，1921年，当时英国哲学家罗素访问中国之后，写了一本书叫《中国问题》。他在里面提到，中国人的善良某种意义上反而变成了自己的弱点，结果导致被侵略。但他又说，希望中国人民保持这样的品格，最终有一天，当你们拥有强大国防、具备完整自卫能力后，依旧保有这份温和向善的品性，那就非常之好。

同时，他对日本的点评，现在回头看是非常准确的。他说，日本人既学习了西方文化中很多恶劣的东西，同时又保留了自己文化中恶劣的东西。所以，他们非常残忍，同时又有高度的纪律性，这就导致他们在迫害人的时候是没有底线的。

后来发生的诸多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罪行，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犯下的累累罪恶，都印证了罗素当年精准的判断与观察。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要不停地提醒日本，还要有坚定、果断的措施。我们有关部门已经谈到，《联合国宪章》里面有一个“敌国条款”，就是针对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敌国，包括日本，如果出现军国主义复活，我们有权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采取军事行动。

我觉得这一块我们要落实，要建立清晰的处置机制，明确触发底线与对应反制手段，并配套完整制度细则，绝不妥协退让。我觉得这是一定要实行的，要有非常明确的制度安排，以及提前的研究和布局。

苏恒：刚刚张老师提醒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对整个亚洲的和平稳定来讲，影响非常大。我们看到，日本从扩军备战、放宽防卫政策，到如今强化国家情报体系，正在不断突破二战之后制度上的限制。

这一次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将分散的特务力量又重新收拢，是不是意味着日本正在加速向新的战前体制转型呢？这将对东北亚，甚至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产生哪些影响呢？

唐湘龙：大家认为日本正在重新塑造其战前体制，希望重新塑造一个带有军国主义特质的强大日本，这个怀疑是合理的。但就政治现实来讲，如果说现在的日本已经就是这样了，我觉得还稍微早了一点。

因为台湾曾经被日本殖民过，所以在台湾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当中，包括我的一些亲戚，我能从他们的言语中感受到，他们对当下时局有一种很直观、很老派的看法。

日本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最不想做的噩梦，就是中国强大了。因为日本在二战结束后并没有进行战败后的处理。换句话说，到现在为止，仍然有许多伤口没有愈合，仍然很疼痛，而日本没有处理这些问题。它只希望所有的受害者尽释前嫌，跟着它一起原谅它过去所做的一切。

我认为，有些曾经被它欺负过的小国家，比如东南亚的一些小国家，实际上被日本霸凌时间不长，他们和中国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日本的所有暴行，绝大部分都发生在中国。

因此，中国只要每年7月7日一过，如果中日关系不好，那起码就会一直不好到年底。这是高市早苗在处理当下中日关系时所面临的问题。当7月7日到了，我说高市早苗完了，因为你已经错过机会了。

卢沟桥承载着中华民族巨大的历史伤痛

每一年7月7日之后，一直到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的惨痛记忆，整个下半年时间，中国都充满了整个民族记忆当中的自我提醒。每一个在中国呱呱坠地的孩子，从小都会被祖辈一代一代地提醒：我们曾经遭遇过的痛苦和苦难，绝对不能够让它再次发生。这些政治纪念日、伤痛的记忆，哪一个跟日本没有关系？所以，7月7日之后一直到年底，今年的中日关系无望。

现在日本要恢复国家情报机构，同时赋予首相统合情报机构的权力。其实，所有情报机构的统合，从一个国家的体制来讲，是合理的。但是，日本总会让人们想到，它一直没有对自己的战争罪行，以及它施加给受害者的痛苦，做过真正的处理。

所以，当它现在做出每一个想要让自己逐步成为一个相对正常国家的动作和政策时，一定会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强烈怀疑。

什么是特高课？简单讲，就是日本的盖世太保。日本在战争期间之所以高度军国主义化、高度纳粹化，就是因为这些情报机构拥有可以完全跳脱法律和制度、为所欲为，在国内实施恐怖统治和治理的特权。其实真正该怕的是日本，但日本社会对这些事情没有足够的政治敏感度和觉察性。

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你看到日本的这些动作之后，因为按照战后框架来讲，日本根本没有挣扎的机会；如果按照《波茨坦公告》《联合国宪章》，今天的日本根本就没有任何再武装化的可能性。而且，如果真正落实战后的所有秩序，以及大家当时形成的共识，日本连琉球群岛等等这些问题都不用谈了。

日本今天所处的情况，无非是因为1945年战争结束后冷战马上开始了，紧接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短短五六年时间内，东亚形势大变，所以日本以为，它所有的战争罪行，因为整个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家已无暇处理日本战争罪行，它以为这件事情就已经过去了。

日本之所以很独特、跟德国不一样，就是因为东亚在1945年到1953年这段时间里面，密集发生的政治事件，导致这里的地缘政治出现了巨大改变，包括两岸问题。

所以，日本摆脱战后框架的机会，是一个偶然事件。然而，日本以为这个偶然事件是有效的，以为它可以逃脱对战争罪行的自我反省。因此，它认为这个时候进行挣扎，想要摆脱战后的框架，是合理的。

面对中国的所有提醒，从一个日本人的角度来讲一定会觉得非常痛苦。但是，在日本真正反省战争罪行之前，这个伤口永远不会有愈合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