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翾：谢谢张老师，刚刚非常详尽地从日本、美国“都应该好自为之”这个角度来提醒一下它们，真的要和中国推进到如此紧张的关系吗？日本方面真的有读懂这些讯号吗？G20会场上，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中日领导人之间没有任何互动。相反，赖清德还在急着捍卫日本，说他的午餐里又是鹿儿岛的水产、又是北海道的帆立贝，要用行动来支持日本的水产品等等。看来赖清德式打算要跟高市早苗绑定，真的让事态变成：日本有事，台湾也有事。对此，我们来请教一下雷老师的看法。

雷倩：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对于日本的水产品跟其他农产品都已经画了明确的界线，但赖清德却反其道而为，表示台湾跟日本站在一边。

此外，关于中国大陆在联合国指出日本在核能问题上不负责任的行为，台湾方面却全面解禁了所有福岛等可能受核污染地区食品的进口，包括可能受核污染水域的产品。赖清德的这一举动明显是要和日本站队的姿态。

但我觉得这种“姿态”的实际效益并不多。这也正如张老师刚才所分析的，体现了中美博弈中双方实力与策略的动态变化。对此，我们还可以从一个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审视，为何台湾因素在此过程中始终具有如此关键的影响。

因为高市早苗的言论，实际牵涉的事情可以说跨越了近三个世纪：从1894年甲午战争后的乙未割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侵华，再到现在中美战略竞争下的日本重新定位其在太平洋地区的角色。这段贯穿始终的历史关联，正是引发中国大陆强烈反应，以及台湾地区有识之士高度关切的根本原因。

正如张老师所指出的，我们与日本之间仍有诸多历史之账尚未彻底清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接受了所谓“和平宪法”，其中第九条明确规定了“专守防卫”原则。与此同时，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本质上是一个以和平为宗旨的体系。在这一框架下，日本并未像同为战败国的德国那样被分割占领，并在之后数十年间经历两种制度的竞争；相反，日本在美国的保护下迅速实现了战后复兴，很快加入三边委员会并逐步跻身七国集团（G7）。

因此，日本在战后并未承受彻底的体制性改造——其工业基础得以保留，农业体系未被摧毁，同时也未真正承担起应有的战争责任。就连在东京审判中被定为甲级战犯的人物，其后代或相关势力仍能进入政治核心。这正是我们坚决反对高市早苗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因为这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也是我们必须坚持反对的原则问题。

时至今日，日本仍未真正承担其历史责任。首先，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895年《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彻底摧毁了清朝近三十年的维新努力，还导致大量白银从中国流入日本，成为日本后续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基础。这也使得在1931至1945年日本侵华期间，中日两国在军事实力上形成了巨大的代差。

为什么中国自1895年之后长期不振？除割让台湾和白银流失外，还包括大量领土的丧失。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正是战后秩序中亟需解决的内容，也正如张老师此前提到的“敌国条款”所涉及的范围。该条款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其中第一百零七条明确规定，战胜国有权对挑起战争的轴心国采取行动。尽管《联合国宪章》总体上倡导和平解决争端，但该条款赋予战胜国在战败国企图再次发动军事行动时采取应对措施的权力。

而张老师提到的第五十三条，则进一步规定在未经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相关国家可先行采取行动。其后还规定，安理会可应这些国家请求，进一步阻止这些受“敌国条款”约束的战败国实施侵略行为。

因此，当中国在联合国援引上述条款并申明正当防卫权利时，如果高市本人无法理解，她身边也必然有人能够明白其中的法律与政治含义。然而，在右翼与军国主义思想回潮的狂热氛围中，他们选择忽视这些警告，并误判国际社会可能对此持宽容态度。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怎能对此类行径予以宽容？我在张老师的节目中间就曾经讲过，对于台湾地区的民众来讲，抗日战争不是8年，也不是14年，而是50年。

从乙未割台之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可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实行军事统治，期间屠戮规模据估算约在40至60万人。我常提及的屏东萧家便是典型案例——全家惨遭灭门，仅余一对父子幸存。此类屠杀行为充斥于日本在台统治初期的五十年间。

图为萧家古厝中展示的萧道应（右上）与黄素贞（左上）的照片。

进入第二阶段的文化统治后，台湾有识之士仍坚持推动文化保存与维新运动，并未全盘接受所谓的“皇民化”或日本化教育。直至第三阶段后期，才有极少数人得以进入日方允许的有限体系内任职，但这些机会多局限于农业、医疗等特定领域，台湾人依然被系统性排除在政治及其他重要体制之外。

在最后的阶段，尽管有部分台籍人士被征入日本军队，成为其侵略亚洲的工具，但对绝大多数台湾同胞而言，抗战是50年的志业，是历经了好几代的志业，但是现在却被赖清德选择性的抹杀跟遗忘，所以才会有一位年轻的小女生在电视上公开说“我阿嬷她们也是慰安妇，并且是自愿去的”这种话，像这种数典忘祖的事情，你无法想象在今天的台湾年轻人中间还会发生，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不仅是对历史的严重亵渎，更是对五十年来坚持抗日的台湾先辈们的彻底背叛。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幸而中国大陆无论在联合国的发言权，还是在军事实力上——尤其是在“九三阅兵”亮剑以来所展现的新一代军事能力——都足以使日本任何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势力及其幻想不敢小觑，并必须正视现实。

请容许我补充一点：在《联合国宪章》中，第七十七条也对相关领土范围作出了明确界定。因此，如果高市早苗执意一意孤行，不论是北方四岛、独岛、琉球，还是其所谓的“西南诸岛”，乃至妄想染指台湾——任何一个岛屿的争议，都将触发由《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七条、第五十三条和第七十七条共同织就的“法理之网”。

这些条款清楚表明，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不应再以军事手段干预他国内政或侵略他国领土。这一切在《联合国宪章》制定之初就已明令禁止，只是多年来在国际秩序由美国主导的背景下，中方始终保持相对克制，相关条款也较少被引用。但时至今日，面对日方不断升级的挑衅，已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

最后，请允许我对刚才张老师所举的例子稍作补充，我认为这个例子非常具有说服力。美国的产业空心化，本质上是其自身选择的结果。早在1980年代，当华尔街开始以人均利润和人均贡献作为衡量企业表现的核心指标时，许多美国公司便已启动产业外包进程，这也为后来的大规模产业外移埋下伏笔。

同样，其军工产业今日的弱化，也是特定政策选择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扮演“全世界军武库”的角色，为全世界提供飞机、军舰等大量军事装备。然而战后，美国选择将部分军工产能与研发任务逐步外包至民间企业，形成了所谓的“军工复合体”结构。更进一步的是，它甚至将部分未来关键技术的发展也交由私营部门主导。例如近期我们所看到的，马斯克旗下的企业竟成为太空领域若干重要项目的主要承包商。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则坚持以战区体系为核心，整合智力与信息资源，统筹推进各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发与部署。

当我们看到第六代战机的研发任务集中在成飞与沈飞，并且始终由国家统筹主导时，就能清晰地认识到，中美两国所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做出了三个关键选择：将普通工业大规模外包、放任军工产业逐渐降级、甚至把部分未来关键技术的研发也交由私营部门主导——这些战略选择共同导致其在新一代武器系统领域难以与中国有效竞争。

因此，如果赖清德还幻想着依靠《美日安保条约》作为护身符，以为一旦台海有事，日本便会介入，美国也必然会被拖进来，那么是时候重新思考了。

难道美国的军事决策者真的不会冷静评估自身实力，认真权衡是否有能力与新一代武器装备体系正面抗衡吗？一旦战争爆发，美国的军工制造能力能否与中国大陆相提并论？举个最直观的例子：在一舰换一舰的对抗中，中国大陆损失的舰艇可以由江南造船厂等多家造船基地迅速补充重建；而美国损失的那一艘，又能在纽波特纽斯或其他哪个造船厂得到及时替代呢？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如高市早苗等人，正试图将所谓“正常国家化”诉求与不合时宜的军事冒险进行错误挂钩。然而问题的本质，归根结底在于中美这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综合实力的全面对比。倘若美国执意介入西太平洋地区的冲突，其获胜概率实则相当有限。因此，若高市之流幻想借助《美日安保条约》将美国拖入可能发生的战局，现实很可能是：一旦局势升级，美国更可能采取战略后退，而非如其所愿地挺身支持。

所以今天不仅赖清德要站日本的这个想法无法成立，高市拉美国下水的想法也无法成立，最后大家还得是“形势比人强，有实力才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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