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海默的“大国冲突”论大错特错

张维为：说得真好。你用“玩扑克”打比方，让我想起关税战爆发后不久流传的一幅热门漫画：特朗普手里攥着一大堆牌，对中国领导人说“你看，我有这么多牌”，中国领导人则回应“可这些牌都是中国制造的”。

另外，今天上午我们接待了25名美国学生，他们来中国研究院参加对话活动，就像你说的，这会推动中美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我还试着阐释了中美两国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美国的逻辑很明确，非友即敌，非好即坏，界限分明。而中国更着眼长远，认为（他国）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潜在的朋友。

这背后其实是哲学层面的差异。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的视野要长远得多。

以菲律宾为例，即便中菲关系出现波折——我们知道菲律宾国内政治局势起伏不定，一届政府可能反华，下一届政府可能友华，我们有耐心。无论存在何种争议，哪怕是所谓的“冲突”，迄今为止最激烈的也只是发射水炮对峙，不是开火。双方都对《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保持着一定尊重。

2025年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23次高官会 外交部新闻

现在我想请教的是关于中国崛起的问题。中国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经济、政治、军事超级大国。我记得启蒙运动时期，荷兰哲学家巴鲁赫·德·斯宾诺莎说过这样一句话：和平并非仅仅是没有战争，它本身就是一种美德。而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中国文化确实崇尚和平，视和平为首要价值。即便在《孙子兵法》这部名著里，开篇也强调“慎战”的思想。

这让我想到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一战后，他在1920年到访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当时中国因长期与欧洲列强交锋且屡屡受挫，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和文明深感失望。但罗素却劝告中国同行说：“你们的文明其实非常了不起，它以美德和对和平的追求为根基。”他还做出了一个十分准确的预言：“总有一天，中国会拥有强大的自卫能力。到那时，中国对和平的追求与崇尚和平的美德，将成为世界的巨大财富。”

1920年罗素在中国 新京报

这又让我想到，在美国，有个近乎“禁忌”的话题：没人能说“美国会沦为世界第二”，美国必须是第一。而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非第一。”尽管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数据，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早在2014年就已是全球最大经济体。

这一点很有意思，不久前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在几次采访中公开表示：“我们对中国必须谨慎行事，因为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系统能在20分钟内击沉美国所有航母。”

确实，中国已建立起强大的国防能力，但同时我们也公开承诺：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也不开第一枪。那么，中国这样的国家崛起后，是否会改变新国际秩序中的权力结构？是否会降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

萨克斯：谢谢你引用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当然，在美国政治学领域，国际关系研究存在一个核心问题：是否存在普适性原则？我们现有的理论正确吗？作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能适用于中国乃至世界其他所有地区吗？

我其实很认同你的观点：美国的国际关系视角极具特殊性，它深深植根于欧洲及盎格鲁-撒克逊（尤其是英国）的历史经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理论”。

事实上，我们需要理解并构建一种能被世界各国认同的新理论。如你所知，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是主权行为体，不存在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权威，而世界本质是危险的。在英国人的认知里，这是一个霍布斯式的《利维坦》世界，“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世界；在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看来，每个国家都必须为生存而战。

因此，在这样一个危险的世界里，冲突不可避免。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所言，大国悲剧具有必然性，因为国家无法用“其他方式”解决问题。我曾对他说：“约翰，你这是把战争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他回答：“没错。” 我又说：“可这场战争毫无必要。”他说：“的确，但它终究会爆发。”

平心而论，他的理论有一点值得肯定：它或许精准描绘了美国的思维模式。但在我看来，这不是具有全球适用性的理论，它只是美国心态的写照。在那本书里，他专门用一章讨论中国，却否定了中国有不同视角的可能性。我认为他大错特错，无论是从历史还是概念层面，这种观点都站不住脚。

在我看来，中国与西方的经验差异在于：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陆国家，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若是从公元前221年算起，至今已经约2246年。期间虽有王朝更迭导致的短暂分裂，但总体上保持着统一。

欧洲曾在罗马帝国时期接近统一，却并未完全统一，因为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欧洲地区从未被罗马掌控。不过罗马帝国确实令人惊叹，疆域辽阔且在鼎盛时期维持了近五个世纪的相对稳定。但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这种稳定被瓦解，欧洲再未实现统一，尽管查理曼、拿破仑、希特勒等多次尝试，也未能成功。

中国地形图 维基百科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深刻的历史问题，尽管我们无法通过实验来验证它。我认为原因有两个（埃里克·琼斯关于欧洲的著作有过精彩分析）：其一，地理条件帮助中国实现统一。中国如同一个“天然盒子”：北方是干旱地带，西方是喜马拉雅山脉，南方是热带雨林，东方是海洋。除北方外，这个“盒子”难以被入侵，喜马拉雅山脉无法翻越，太平洋沿岸也极难登陆；而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热带雨林，既是疾病屏障，也是后勤障碍，这让中国具备了地理上的统一性。欧洲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太容易被入侵，权力中心分散，统一难度极大。这是一个区别。

其二，我认为中国的语言统一性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一种书面语对应数十种方言。即便作为局外人，即便听了无数次解释，我至今仍觉得不可思议，但正是这种语言统一性，早在两千年前就凝聚了政治共识。

语言无疑是世界文化中最大的隔阂。如果能说同一种语言，开战的可能性会大幅降低，如果语言不通，战争有时似乎难以避免，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对方在表达什么。这听起来或许原始，却在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直至今日，欧洲仍未形成统一的理念，欧盟虽然有一定的联合，却仍是由27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组成的松散体。这也是欧洲成不了大国的原因：内部过于虚弱和分裂，无法承担大国的角色。

因此，在我看来，这种差异深刻影响了地缘政治。首先，中国本土的战争经验主要来自北方草原民族，除此之外，中国有过数百年的和平时期，因此和平对中国而言并非陌生概念。但在欧洲，近两千年来（或说一千五百年来）几乎战火不断，很少有和平。比如英国和法国几乎每年都在交战。

此外，这点如果有错误，欢迎指正：我认为东亚的儒家文化及共同文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实证的角度看，从1368年明朝建立到1839年英国入侵，这500年间，中国从未对东部邻国发动过战争：从未入侵朝鲜，从未入侵日本，一次都没有。唯一的例外是1410年至1427年，中国与越南北部有过17年的战争（与中国史书记载时间略有出入，编者注），除此之外再无战争。

如果你是一个坚持了500年的现实主义理论家，你会发现自己无事可做，没有战争可分析，你几乎完全失败了，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描述。那么，我们怎么能假设今天的现实主义与五百年前现实主义是同一种理念、同一种心态呢？

我认为并非如此。我认为确实存在一种不同的理念，而且我认为这是事实。中国在大明历史上几乎未进行过海外征服运动。而欧洲在过去500年里一直在这样做，甚至更早之前，只要条件允许，欧洲就在地中海地区和中东进行了长达2000年的征服运动。所以，我认为历史确实不同，心态也确实不同，我们需要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能够尊重这些差异，并帮助人们理解这些差异。

当我在美国说这些时，他们会说：“哦，这太可笑了。”他们无法想象和平。他们无法理解中国和日本为何能1000年不发生战争，而正如我所说，英国和法国几乎每年都在交战。

在亚洲，当入侵发生时，总是日本入侵中国，而不是中国入侵日本，除了1274年和1281年蒙古皇帝两次试图入侵日本。但我不认为那是中国的入侵，我认为那是蒙古人的入侵。除此之外，中国从未攻击过日本。

因此，我也对我的日本朋友说：放下吧。是你们攻击了中国，中国没有攻击你们，所以不要再把中国视为敌人，也不要再依赖美国来为你们提供防御，因为你们不需要防范中国。中国不会入侵日本，它从未这样做过，将来也不会。这是我的看法。

张维为：谢谢。我简单总结几句，之后我们就开放提问。你提到中国维护和平稳定的传统，这让我想到一个情况：慕尼黑安全会议前年发布了一份报告，名为《双输》。实际上，这指的是欧洲的“双输”。

《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双输？》 慕尼黑安全会议官方网站

再看看亚洲，以中国和东盟为例，这里是“双赢”的局面：五十年来没有战乱，各方专注于发展与繁荣。

这形成了鲜明对比。核心差异在于，中国扮演着和平角色，而美国扮演着好战的角色，这是关键的区别。

但与此同时，作为现代国家，中国的立场十分坚定。我们无法理解俄罗斯为何容忍北约五次扩张。中国明确表示：北约绝不能向亚洲扩张，一次都不行，这是不被允许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萨克斯：这很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