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人不懂得尊重生命，他多次呼吁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甚至都惹怒了美国人，他也希望中国能积极参与推动阿富汗的和平进程。

他估计中国政府有点担心绕过加尼政府与塔利班对话不一定合适，他说中国直接参与阿富汗和平进程，符合阿富汗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但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建议中国不要太在乎加尼政府说什么，推而广之，整个伊斯兰世界今天都高度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

我在2016年1月应邀去埃及开罗书展，当时我的这本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被翻译成阿拉伯文，这本书的译者，埃及的汉学专家白鑫，他的阿拉伯名叫艾哈迈德·赛义德，他跟我说这次书展正好是“阿拉伯之春”五周年的纪念，“阿拉伯之春”发生于2011年，大家都在反思阿拉伯世界这五年来所经历的跌宕起伏，他特意把我五年前和“历史终结论”提出者福山的辩论编入了书的译本。

当时我和福山辩论，我首先预测了“阿拉伯之春”不久会变成“阿拉伯之冬”，今天应该说伊斯兰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我的判断，那天我在开罗书展做了一个演讲，我讲一个国家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够找到一条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发展道路，而不是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

2011年，张维为与福山（右）辩论。

对于一个非西方国家，特别像中国、埃及这样的文明古国，我想成功的关键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中国在这方面总体上做得比较好，所以国家就迅速崛起了。

这三个关系是什么呢？第一点，现代化与本国文明传统的关系。我介绍了中国自己的经历，在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上，我们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

从1840年鸦片战争，我们中国国门被打开之后，当时中国被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军事力量所震撼，导致很多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自己的文明失去了自信，甚至产生了“中国需要全盘西化”的这种呼声。

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文明传统，其实是中国现代化事业极为宝贵的资源，我们可以自信地坚持中国文明本位，同时汲取他人之长、与时俱进，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第二点，现代化与本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关系，中国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推翻了原来的政治制度，照搬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但很快就出现了水土不服，中国最终陷入了一盘散沙、军阀混战的局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一个新的时代，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但我们持续不断地探索，最终找到一条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现代化成功之路。

第三点就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因为西方是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以他们习惯了以自己的标准来看待整个世界，甚至有一种冲动要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但中国人对世界的研究表明，照搬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大都以失望或者失败告终，甚至是绝望告终。

1988年5月的时候，一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来北京，他见到邓小平，希望邓小平谈一谈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当时邓小平这样说，他说“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

邓小平还补充了一句：“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应该这样”，这位总统接着又询问邓小平应该如何与西方打交道，邓小平回答说四个字“趋利避害”。

中国在自己现代化的进程中，从西方借鉴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推动了自己的进步，但中国在借鉴西方经验的时候，是以我为主，绝不盲从，借鉴是有选择的借鉴，绝不照搬。对西方经验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我们要加以克服和超越。

实际上，把我论述中国模式作品最早翻译成阿拉伯文的，是阿联酋的战略研究中心叫ECSSR，这是阿拉伯世界影响力最大的智库之一。他们早在1996年就把我当时用英文发表的一本关于中国模式的小册子，翻译成阿拉伯文，可见阿拉伯世界关注中国模式由来已久。

我自己走过不少阿拉伯国家，包括多数的海湾国家，历史上，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这些年情况开始出现了变化，用阿联酋的政治学者阿卜杜勒·哈利克·阿卜杜拉的话来讲是这样的，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越来越少，对中国的信任开始增多，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军事和战略上，而美国对此已经无能为力，背后是中国影响力的迅速扩大，中国已经成为海湾地区石油的最大买家。

海湾国家新一代的领导人已开始掌舵，他们的现代化意识比较强，大多支持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寻求华为等中国公司提供的技术产品，来建设5G、电信网络、智慧城市等等。

中国的无人机、医疗保健项目、可再生能源项目等等，在这些国家广受欢迎。另外这些国家有个特点，他们对伊朗都比较戒备，由于宗教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国对伊朗具有影响力，虽然多数海湾国家希望在美国与中国之间保持平衡，但他们确实越来越关注中国的一切，从产品、技术、文化交流到现代化路径，到治国理政的经验到中国模式等等，我想这也是整个伊斯兰世界今天非常关注中国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