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文平演讲：

我在新疆长大，因为一直做新疆问题研究，所以有非常多的感慨。我刚刚从新疆回来，这几年我每年都回去很多次，有一种深刻的感觉，现在和以前的区别就是，我感觉到放松了，安全了。前五年大家去新疆的感受非常深刻，一种深刻的恐惧。新疆的朋友跟我说，你们在上海担心房价的问题，我们在新疆担心生命的问题，要房子干什么？所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遭到了严重挫折。这两年回去，我深刻地感受到放松了，因为夜市全都恢复了，民众都开始出去吃喝玩乐了，这才是真正的人权。你活着的权利、自由的权利，不受威胁、像个人一样活着的权利。

第二，是新疆的社会大规模地改造。现在我回家看，清一色全部都是新楼、新街道、新的设施、新的文化，它是现代化，是新疆整个人民迈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进入小康社会的标志，这个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实际上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新疆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我们就要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宗教观和中国的民族自治制度。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是以解放被压迫的穷苦人民为目标的，中国的老少边穷地区，是我们国家关心的重点地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优惠制度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制度，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边疆补贴、民族干部（培养）、扶贫工程、高考加分、内高班（内地新疆高中班），一系列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设计，其实其它国家是没有的。我们中央领导特别提出来，我们是“多元一体”的民族观。新疆有个比喻非常好，说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就像兄弟姊妹一样地来团结在一起。这种家族式的观念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儒家智慧。

新疆以前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暴恐的问题？首先我们从自身看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后我们观念发生很多差别，造成了“孔雀东南飞”的后果。大批年轻人都离开了新疆，加上我们建国后对民族分裂分子没经过非常清晰和明确的清理，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宗教极端主义得以盛行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新疆的贫困和人口爆炸。南北疆分成两块，实际上再加上阿勒泰地区、伊犁地区，是分成四块的，大多数都是维吾尔族。人口从建国初期的220万到现在的1270万，增加了接近1050万左右。可想而知，它的人口承载量是非常有限的，人口爆炸就导致了生存非常艰难。不做更多建设，问题就来了，其它宗教势力来争夺民心，所以新疆的巴楚暴力恐怖案一直延续到非常严重的“7·5”事件，暴恐连绵不断。

2009年7月6日，乌鲁木齐市北湾街上停放着多辆被烧毁汽车。（图源：新华社）

从“7·5”事件以后，我们发现真正要对它进行全面的、系统的、以系统工程的方式进行双管齐下的治理，才是解决暴恐的唯一的方式。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到的，他说：“宗教的贫困是现实贫困的一种表达，也是现实贫困的一种反抗。宗教是被压迫的造物的叹息，是无心世界的灵魂，就如它是无精神状态下的精神，它是人民的鸦片。”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只看了最后这一句话，没有看到宗教的贫困来自于现实的贫困，我们从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说，如果现实贫困无法得到解决，那么宗教贫困自然难以解决。现实贫困又分成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单单解决其中一个贫困，是无助于解决宗教信仰这种模式的。

所以说我们新疆为了解决暴恐问题的根源，从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双管齐下。经济方面，十九个省市援助新疆，贫困工程和援疆工程，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这个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感觉非常的深刻，整个新疆翻天覆地的改变，整个新疆人民完全从一个前现代社会，一步跨入到我们的现代化的社会，最根基的东西颠覆了宗教极端主义最愚昧和落后的一方面。

所以文化层面，必须要办教培中心。之前新疆的教育层次是很低的，宗教极端分子裹挟着大众，不许你上学，尤其对女性的歧视和迫害是令人发指的。在社会主义制度，怎么可能不让女性出去工作？所以说我们在文化层面上进行大规模的教培中心和对教育的强力普及。这两年我们见到非常好的新疆发展氛围，在轮训之后，大家都知道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了，整个人心完全恢复过来。所以我非常深刻体会到，大家放松下来要过日子，是一种真正人权的概念，而不是一种成天基于恐惧之中的概念。

当然这就必须要提到，我们中国共产党这种强大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群众工作的方式，这才能让中国能够独辟蹊径地解决宗教极端主义。像“访惠聚”（访民情，惠民生，聚民情）活动的情况，大家了解一下就知道，它目的是让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大规模的“结亲”活动，新疆各地的党员干部都要到南疆（基层）去“结亲”。结了“亲家”之后，要同吃同住同劳动，要深入了解对方的需求，来帮助他解决问题，进行思想文化教育，然后才能够真正体现出我们民族团结在一起。

从新疆的彻底实践来看，我们的制度是非常好的，在解决问题上充分体现了我们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精神和对人民的一种承担。

圆桌讨论

主持人：其实新疆过去经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但到现在我们越发能够感受新疆的美，能够感受新疆的好。刚才邱老师在演讲当中特别说，他现在回新疆感觉特别放松，这是一个关键词。两年前，我跟张老师也一起去新疆考察学习，那段行程您的感受是什么？

张维为：我们当时去新疆的时候，因为之前也是听到各种各样传说，包括恐怖主义，还是心有余悸的。但一到那之后，当地陪同我们的（人）反复跟我们讲，你到哪里去都没有问题，你们夜里就自己出去走，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就真的每天晚上都出去转，感觉是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最大的变化就是安全感。所以才会有2019年2亿人次访问新疆去旅游，因为有这种安全感。像邱老师讲他之前经历过不安全，再到安全，这个印象就更深刻。

主持人：对，我们在晚上11点多，在喀什的街头还看到老人家拉着小孩在散步，非常的放松，也可以看到女性身着的五颜六色的服装非常的美，前些年都不是这样。过去一段时间，新疆完成了非常巨大的一段变革，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张维为：我老说“新疆模式”和“中国模式”，它的特点是综合施策、标本兼治。一切在于国际比较。一比较就发觉，西方国家的反恐老是做不好，在它们本国也有问题，在国外问题更大。比方英国搞DDP（断念与脱离）组织，但它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它没有抓住根本的问题。

我们是明确觉得，贫困是恐怖主义的一个主要来源。我们实际上从根子上来解决，所以新疆居民要学一门、两门手艺，经过培训之后重新回到社会，会找到一份工作。这在相当程度上才解决了“根”的问题。

但是看英国暴徒经过一段培训、训练之后，甚至是（在）监狱呆一段回来之后还是失业，最后还是生活在绝望之中，又被恐怖主义思想再一次地洗脑，又继续进行犯罪。他们重复犯罪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新疆教培中心结业女学员：境外一些人整天胡说八道（图源见水印）

邱文平：是，更为核心的就是中国制度的一个特色和优势。我们共产党它为什么成功？是群众工作做得非常扎实，思想宣传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是深入到基层乡村的。当党基层组织建立在最基层的细胞时，就可以将国家的伦理、意识形态和我们对现代的精神传达到每一个细胞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疆这20年基本上意识形态属于混乱状态，尤其还涉及暴恐和一种宗教极端主义，失控之后，怎样重夺回来这个思想意识形态的基地，我们的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优势。这些年全国十九个省市一块儿援疆，群众的宣传思想可以将“药水”输送到每一个细胞，宗教极端主义这病就可以治。

主持人：我们在现场有一位来自上海市静安区的援疆干部倪明，您是2013年的时候奔赴新疆的？

倪明：2013年8月25号到的新疆，到新疆的巴楚县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做教学的副校长。

主持人：2013年那个时候新疆有一些暴恐事件的，所以当时您到巴楚县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

倪明：其实在去之前，因为巴楚已经发生了“4·23”（暴力恐怖事件）。我们是（暴恐）事件发生了以后踏上征途的。但到地方以后，这一年11月16日，在同一个地方，暴徒实施了第二次恐怖袭击。

说不害怕，那是假的，2013到2016这三年，当时我们只要在外面心是悬在半空的，而且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地方会蹿出来，所以当时确实是很紧张。

主持人：您在新疆援疆六年的过程当中，主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倪明：前面三年主要在职业学校对当地的学生进行职业教育，起一定的指导的作用。后面三年我依然报名去援疆，是因为我对新疆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觉得祖国发展得很好，但是我们新疆的孩子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我作为一名教育人应该为新疆巴楚县的教育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所以当时其实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报名。

主持人：六年援疆结束之后，您相关的工作领域发生了哪些变化？

倪明：最大的变化就是学生的到校率。2013年的时候，我问了巴楚县的教育局的党组书记，当时学生的到校率在20%到30%。当时我非常惊讶，不敢相信。后来我到职业学校后，这个数字是真实的。当时职业学校的在籍学生人数是2200人左右，但是实际到校的学生只有150人都不到。

主持人：那么多没到校的学生都在干嘛？

倪明：可能是受到极端宗教思想的影响，还有就是在家里帮父母干农活，不到学校来读书。援疆六年以后，学生的到校率达到了99%。那么我们怎么去做的呢？

第一，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我们在各个乡镇把党组织都建好了，让党组织延伸到最前沿，到学生的家里做家长的工作、做学生的工作，让学生到学校里来上课。

第二，我们内地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但在新疆是十五年免费教育，4到18岁的孩子读书是提供免费的，所以家长没有后顾之忧。而且如果在疆内就读的大学生有一年阳光助学金。如果是在疆外（到）内地就读的大学生，援疆资金每年有六千块钱的补助。所以说国家给予了足够的保障。

第三，我们从援疆这一块来说，去的时候学校条件是差的，援疆这三年里我们完成了38所学校的新建和改扩建，85所学校仪器设备的采购。  

张维为：我们援疆干部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从技能培训，文字教育、基础知识教育等全面综合施策，真的把问题给解决。

邱文平：是。其实就是两点，第一就是入学率。其实南疆很多人意识形态混乱，甚至受到宗教极端主义影响之后就不读书了，宗教极端主义最初的手段就是不让你读书。所以说这是重要的一点。我们国内在教育方面，曾经维语的中小学历史教材出了严重的问题，很多东西宣传的是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在教材中出现这种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国内外各种意识形态矛盾的一种集中的爆发。不仅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外的因素。但是现在都得到了解决，全面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