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6日，内塔尼亚胡宣布解除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Yoav Gallant）的职务。因为约亚夫·加兰特认为内塔尼亚胡推动的宪法改革引发了罢工等大规模抗议，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影响。作为回应，内塔尼亚胡就把加兰特从内阁中开除了。结果哈马斯一袭击，以色列成立了一个小型战时内阁来指挥与哈马斯的战争，又把他召回来了，似乎两个人之前的芥蒂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敌人”对于现在的以色列右翼政权来讲多么重要。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右)和以色列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左）视觉中国

当然，恰恰是这样，也使得我认为以色列现政权的危机很严重。我们假设，当这场战争打完了，加沙地带被夷为平地、哈马斯被彻底清除之后，对于没有敌人的以色列右翼政府来说，还能如何维持自身的统治呢？利库德集团的下台是不是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那么反过来讲，如果说内塔尼亚胡没能成功，哈马斯顽强地长期存在下去，那就相当于把以色列拖进了一个长期的战争状态。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对于内塔尼亚胡个人更为有利。他可能不会希望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清除哈马斯，但是他需要一场胜利，同时又需要一些借口将这场战争长期化。这种紧急状态持续下去，对于他的右翼政府来讲是最有利的。

所以巴以冲突的前景可能并不乐观，这将会是一场长期的消耗战。这种情况对于美国及其全球霸权来讲，恰恰是非常不利的。因为这等于是把美国同时拖入了俄乌和巴以两条战线、两场战争泥潭。所以我认为美国人的愿望是希望巴以冲突能够早点解决，但必须是以对它有利的方式。

对帝国主义霸权的反抗与未来

赵丁琪：伴随着20世纪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浪潮，以领土占领为主要特征的殖民主义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殖民主义依然以其他形式存在于当代世界。以色列当局所推行的政策，与19世纪的西方殖民主义有什么样的异同？

殷之光：我的判断基本上就是很残忍的，以色列这套做法就跟19世纪白人至上的这套殖民主义没什么差别。其实全球媒体，特别是有左翼倾向的一些媒体，毫无疑问地都把以色列称为一个种族隔离政府。以色列左翼也是这么称呼自己的。当然，今天的殖民主义与19世纪、20世纪还是有一些差异的，这是有延续性的差异。

现在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的核心在美国这边，但这种霸权实际上遭遇了多方面的冲击，所以其不稳定性越来越强。比如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特别是在俄乌战争的压力之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也有可能会出现裂痕。我们可以把乌克兰看作美国的坚定的代理人，但是不能把以色列看作美国的坚定代理人。因为内塔尼亚胡今天对于巴勒斯坦地区的军事反应，其实很大程度上考虑的是他自己个人政治生命，而不是什么国家利益之类。

如果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要求，可能会挑战内塔尼亚胡自己的政治生命的话，我相信以色列可能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对于以色列方面来讲，将这场战争长期化可能是更有利的。或者说，对于内塔尼亚胡个人来说，他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希望把以色列拖入长期战争，把美国拖入这场长期战争纠纷。但这实际上并不是美国所希望的局面。

赵丁琪：西方社会对于巴以冲突的报道，对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描述存在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偏见？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偏见？

殷之光：这个问题要从西方社会内部的政治环境当中去分析。以英国为例，在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下台后，英国工党内部的右翼要清除科尔宾“余孽”，用得最好、最有效的话语策略，就是把科尔宾及其同党骂成是“反犹”分子。在西方内部的舆论环境下，“反犹”是一个巨大的罪名。为什么说科尔宾和他的同党“反犹”呢？是因为他们支持巴勒斯坦。

所以在这种政治和舆论环境下，各种各样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和言论，全部都被标上这种所谓的“反犹”的帽子。“反犹”的标签又跟今天的身份政治联系在一起，变成了一种“人人过关”的文化战争。你一旦支持巴勒斯坦，你就是“反犹”分子，就是种族主义者，就是纳粹“余孽”。

所以现在在西方的舆论界和学术界，很多人都不敢在巴以冲突的问题上公开表态。在这次关于巴以冲突的报道和讨论中，用的话语策略基本上也还是文化战争的这一套。比如一些人会被质问，你为什么不将哈马斯称为恐怖分子？你为什么不去谴责哈马斯？一旦你不谴责哈马斯，你就会被认为是“反犹”分子，就会遭到学术界和主流社会的排斥。

赵丁琪：当前，巴勒斯坦地区的反抗运动以哈马斯等所谓“恐怖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您在之前的文章中指出“‘短20世纪’及其之后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抗的土壤上，可以生成恐怖主义，可以生成殖民主义，但也可以生成对抗霸权主义政治的和平力量。理解霸权及其反抗，也许是连接‘短20世纪’与冷战之后政治未来的方向。”【注：殷之光《巴以冲突:历史根源和文明困境》，《文化纵横》2014年第1期。】如何理解您的这种观点？

殷之光：这其实就是毛主席讲的统一战线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把握一个大矛盾，即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反抗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实际上有多种形式。一种是我们熟悉的民族主义反抗形式。但民族主义并不一定导向社会解放。民族主义也可以倒向纳粹，也可以导向日本那样的军国主义，也可以导向泛伊斯兰主义。比如发端于19世纪末的泛伊斯兰主义，一开始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只不过是用伊斯兰主义来作为动员工具。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在哈桑·班纳（Hasan Bana）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宗教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强了。那么这场由宗教势力调动起来的世俗化的民族主义运动，它的世俗层面就逐渐淡漠，而宗教层面则被不断地放大，最后的结果就是ISIS之类的运动。

所以民族主义运动是可以走向不同的方向的。我们可以以中国的例子作为参考。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旧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转变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革命？这主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起作用的结果。

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的普遍性启示就是，一种革命运动如果不以打破旧有的压迫性社会结构作为其最终目的的话，那么它是会走向反面的。因为霸权主义所依赖的就是一个等级制的压迫结构，它可以同任何其他形式的压迫结构结合起来，可以同宗教形式的压迫结构结合起来，也可以同资本主义的压迫结构结合起来。

而社会革命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要打破这种压迫结构。一种革命运动最终会走向哪一个层面，主要是要看政治革命之后，是否伴随有社会革命，以及伴随何种性质的社会革命。如果没有以消灭剥削和压迫为旨归的社会革命的话，那么其所创造的社会结构还将是等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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