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亚尼斯·瓦鲁法基斯，翻译/ 薛凯桓】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上台，他威胁要对中国和欧盟出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引发了经济和地缘政治两个层面的问题。

在评估特朗普威胁对盟友和对手加征关税所导致的经济影响时，我们必须考虑一个固有的矛盾，即美国再工业化与美元之间的关联。特朗普声称，他的关税政策将促进美国国内工业生产，使美国海外就业岗位回流，并减少贸易逆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需要让美元贬值。

当地时间1月20日，特朗普出席就职典礼 美联社

但与此同时，特朗普不会容忍美元在国际支付中近乎垄断的地位遭到任何挑战。他能否同时维持高关税政策、美元贬值以及保持美元的霸权地位？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三个难题。

特朗普的第一大难题：作为全球不确定性增加的产物，他宣布的关税政策，已经推高了美元汇率。这就是美元的矛盾之处：任何让超级富豪感到不安的危机，都会促使他们将资金转移到美国，从而推高美元汇率。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危机源自美国经济内部时（例如2008年华尔街崩溃时，外资仍在涌入……华尔街），他们也会这样做。但这意味着，即使特朗普言出必行，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这些关税在全球经济人士心中引发的不确定性也必然会导致资本再度涌入美元经济，推高美元汇率，并在短期内消除进口和美国贸易逆差的下行压力。

特朗普的第二大难题：特朗普不仅承诺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还承诺大幅减税和积极放松监管，这两项举措都可能提高企业利润和股价。

的确，美国联邦预算赤字将会进一步增加，但只要市场参与者认为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不会掩盖股市的收益，美元就会继续升值，从而加剧关税提高的影响。简而言之，特朗普对富人的大幅减税将促进外资流入美国，进一步推高美元汇率，并扩大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距，而这正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

特朗普的第三大难题：美元在国际交易中近乎垄断的地位，造就了这样一种悖论，即每当美国经济状况不佳时，美元反而会升值。如果特朗普真的关心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以及他所表示的希望压低美元汇率以使美国出口更具吸引力，那么他应该希望结束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但这岂不是意味着美国作为全球霸主的终结？这是特朗普绝不会容忍的。

2024年11月25日，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Truth Social）账号上发文，上任首日就会发布行政命令，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美国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还将在现有关税基础上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10%的关税。

或许，要化解特朗普的难题——实现美元既贬值又不失其霸权地位，一种新的谈判方式或许可行，即重启1985年《广场协议》的精神，在欧洲人的默许下，由特朗普对中国采取类似罗纳德·里根四十年前对日本所采取的行动。也就是说，让他们在两瓶“毒药”中二选一：要么让人民币（和欧元）大幅升值，要么对（中国和欧洲的）出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当然，这就涉及到该问题的政治和地缘战略维度。

特朗普深知，他在此处面临的问题在于，中国不是日本——日本是一个驻扎着5.5万名美国军事人员的国家，其战后宪法由美国官员起草。中国也不再依赖美国市场，因为其已经实现市场多元化，并且其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不可或缺。

说得委婉一些，北京方面为避免特朗普的高额关税而接受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可能性极小——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官员深刻认识到，《广场协议》会议上东京同意日元升值对日本工业和金融崛起起到的阻碍作用。

但在聚焦中国之前，有必要先考虑一下特朗普关税威胁所带来的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效用。即使美国关税的经济效益存疑，但其政治效用不容小觑。以墨西哥为例，特朗普并不特别关心美国与其南方邻国之间的贸易逆差。特朗普的主要目标是迫使克劳迪娅·辛鲍姆总统在移民问题上为他效力。他不开征关税的条件是，墨西哥不仅要阻止墨西哥人跨越边境围栏，还要同意接收特朗普政府计划驱逐的非墨西哥移民。

对于加拿大，特朗普从两个方面利用关税威胁。在经济上，通过减少加拿大油气进口到美国，特朗普希望至少部分兑现他促进国内油气开采的承诺。在政治上，他嘲讽加拿大总理（称其为未来美国一个州的州长），这是他向巴西、智利及世界其他国家灌输其“新门罗主义”战略的一部分——即美国决心从世界各冲突地区（如乌克兰）撤出，同时将大美洲地区（包括格陵兰岛和太平洋各岛屿）变成华盛顿的专属后院，无论这些地区是完全归属美国还是仅由美国完全控制。

上任前夕，特朗普公开表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美国拥有格陵兰岛绝对必要”，“美国应该‘收回’巴拿马运河”。 X

说到中国，特朗普的关税影响可能远不像之前想象得那么严重。特朗普很可能会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否则他作为反华鹰派的名声将受损。但随着世界贸易格局的重新调整，中国制造业企业所受的负面影响将是相对温和的，美国会从越南和中国购买更多商品，同时中国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将激增。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将因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而遭受巨大经济损失，那非欧盟莫属。

事实上，中西方之间日益高耸的数字壁垒已经让中美两国的大型企业受益：中国工程师在制造先进微芯片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如果没有特朗普、继而是拜登对中国发起的这场“新冷战”，中国本不可能生产出这些芯片。与此同时，美国强大的数字研发部门与特朗普将对欧洲人征收的关税相结合，已促使欧洲的企业集团从欧洲撤资，并投资美国。简而言之，特朗普重返白宫，真正的受害者是欧洲，而非中国。

展望未来，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反华鹰派能否成功推动对中国采取更激进的立场。更具体地说，他们是否会从单纯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高关税，转变为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那种金融制裁？

如果他们这样做，中国政府将需要尽早而非晚些时候解决其面临的重大困境。什么困境？是按兵不动、拖延时间，直到美国内部的矛盾自行爆发？还是将金砖国家组织转变为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制，以人民币为核心，以中国的贸易顺差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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