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杨荣文】

今年4月4日是中国的清明节。这天上午10点，警笛长鸣，全国人民都停下来为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逝世的同胞默哀三分钟。在经历噩梦之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被烙下深刻痕迹，这是众志成城的一刻。根据官方数据，在8.3万名受感染者中，有3300多人（经过订正，截至4月22日为4642人）死亡。西方一些报道对这些数字提出质疑，激起了中国当局的愤慨。然而即使中国的感染和死亡病例数量显著增加，也不会改变中国抗击疫情的整体图景。

1月23日，在距离春节仅仅两天的时刻，中国领导人做出了一个关乎国家命运的决定，对人口达1100万的武汉市实施封城。转瞬间，机场、火车站、地铁、港口，各种公共交通突然全部停运。当天下午，离开武汉的高速公路被封闭。几天之内，湖北省除武汉外其他16个市州及县级市也实施封城检疫，受影响人口近六千万。通过把流行病基本限制在湖北省内，中国成功防止了该病毒在国内其他地区爆发。在其后两个月中，湖北人民经历并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其中尤以武汉为甚。

同时，全国各地的援助从四面八方涌向湖北。十天之内，武汉建成了两座传染病医院，拥有病床2500张。数万名来自其他地方省份和人民解放军的医护人员奔赴湖北支援当地医院，防止公共医疗体系由于重症患者陡增而崩溃。中央政府提出“一省包一市”，确保湖北每个城市都和一个主要省份建立对口支援关系。几周前，当这些援鄂医疗队撤离时，感激的湖北居民纷纷走上街头为他们送行。

试想一下，如果中国犹疑不决会造成什么结果？中央政府一定经过了激烈的内部辩论。武汉是中国航空、铁路、公路以及内河运输的主要枢纽。抗日战争时期，在南京沦陷后，武汉曾是蒋介石的临时总部。蒋介石一面将国民政府迁至地处长江上游、有天险为屏障的重庆，一面围绕着武汉展开了大规模会战。也许没有哪个城市像武汉这样四通八达，它是中国在校人数最多的城市，大量学生来自其他省市。在为期一周的春节假期里，中国人集体返乡与家人团聚，每年的春运都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人类迁徙运动。

封城之后空荡荡的武汉车站。图片来源：工人日报

回过头看，如果北京方面没有做出武汉封城的决定，那么新冠肺炎流行病将在一周内蔓延到中国每一个角落。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的封城措施称为公共卫生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动。若非采取了这种强力措施，全国可能产生五十个武汉，中共执政地位将受到根本性撼动。1月下旬时，人们对新冠肺炎知之甚少，其实直至今日人们对它的了解也谈不上透彻。尽管去年12月和今年1月，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在应对疫情方面犯了严重错误，包括对吹哨人采取封口措施（后来中央对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等关键岗位均作出了职务调整），但在最重大的决定上，中央政府都做出了正确决定，挽救了中国也为世界争取到宝贵的几周时间。不幸的是，尽管有世卫组织反复警示，许多国家仍然没有为抗击疫情做充分的准备。

在长达数周的时间里，许多人内心错误地以为新冠病毒和非典一样，多半只会感染中国人和其他东亚人种。这激发了有关病毒起源的种种阴谋论。随着中国感染和死亡人数一天天上升，外界的反应比较复杂，有人表示同情并提伸出了援手，有人则幸灾乐祸。世界许多地区受到仇中反华情绪的感染，不仅敌视来自大陆的中国公民，而且还泛化到所有东亚人。北京方面仔细记录了各方对中国疫情的不同反应。比如《华尔街日报》将中国描述为“真正的亚洲病夫”，中国普通百姓受到了相当大的冒犯。而相反，梵蒂冈慷慨捐赠口罩则赢得了赞许。

在那之后，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中国成功地将每日新增病例数量减少到两位数，而且大都是输入型病例。中国对疫情可能出现的反弹高度戒备，并采取了全面保障措施。现在的情况不是其他国家限制中国人出境，而是中国限制其他国家的人入境了。北京防控措施尤其严密，飞往北京的国际航班必须先降落在十二个入境点之一，保证每位乘客都接受严格检测，必要时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同时，中央政府逐步放宽了对正常经济活动的限制。所有指标（比如高速公路车流量、奢侈品消费、房屋销售、煤炭消耗、空气污染指数等）都表明经济正在迅速复苏。中国今年的GDP有望实现正增长。当然，出口部门所受冲击仍然十分严重，但由于内部市场规模庞大，中国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较从前已有所降低。中国是全球垂直整合程度最高的经济体。麦肯锡公司在去年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尽管世界对中国的经济敞口在增加，但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敞口却在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