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自2021年，爱沙尼亚的对华外交政策开始主动与欧盟保持一致，即脱钩、敌对政策。2022年8月，爱沙尼亚以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不明确”为由，高调宣布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16+1”合作机制。在技术与安全领域，爱沙尼亚早在2019年便与美国签署5G安全备忘录，为排斥中国企业做铺垫。2021年，爱沙尼亚通过《电子通信法》修正案，中国供应商被标记为“高风险”，华为、中兴等被排除在爱沙尼亚的关键基础设施之外。

为了给上述政策提供合法性依据，爱沙尼亚的情报机构（如对外情报局EFIS）和部分学术界、媒体人士持续在年度报告和公开言论中，不断渲染所谓的“间谍渗透”和“技术安全威胁”，从而为其全面配合美西方对华遏制战略创造国内舆论和所谓“证据”支持。

2023年，爱沙尼亚更是不顾中方反对，批准台湾当局在塔林设立“非外交代表处”。中国驻爱沙尼亚大使郭晓梅当时公开警告这将严重损害中爱关系，然而爱沙尼亚当局并未理睬中方的关切，而是继续推进此事。爱沙尼亚公开称其与台湾的关系要以所谓的“民主团结、技术创新以及易受威权胁迫”为基础，并称“台湾的遭遇”能够引起波罗的海国家的“强烈共鸣”，明确表示台湾与爱沙尼亚在“被以大欺小”方面有历史相似性，两者有“共同的道德和政治逻辑”。

爱沙尼亚外交的意识形态狂热由此可见一斑。为了迎合其所在的阵营，爱沙尼亚宁愿牺牲与中国的务实合作，将自己主动绑在地缘政治对抗的战车上，这是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主权外交”理念所无法解释的行为。

2022年8月，爱沙尼亚宣布退出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爱沙尼亚外交部网站

与爱沙尼亚对俄罗斯的厌恶源于历史积怨和现实地缘冲突完全不同，中爱两国远隔重洋，既没有历史积怨，也无地缘上的冲突，且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能为爱沙尼亚带来切实的经济利益。即使在政治关系趋冷的背景下，中爱双边贸易依然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2025年1-9月，两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2.3%。在服务贸易方面，2025年第一季度，爱沙尼亚自华进口额同比激增43.3%。逆势增长的势头充分说明中国对爱沙尼亚经济所具备的价值，爱沙尼亚当局选择敌对中国，这显然有害于爱沙尼亚的国家利益。

然而，爱沙尼亚当局却不顾后果，选择与中国“脱钩”的道路，而理由则是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立场不明”。但是，首先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并没有因政治原因而对乌克兰或其他任何欧洲国家进行区别对待，始终平等地进行经贸合作。因此爱沙尼亚以中国“立场不明”为其敌对中国的行为进行辩解，是毫无道理可言的。

其次，爱沙尼亚对华政策的转向早于俄乌冲突。在2021年欧盟对华政策转向“价值观优先”之际，爱沙尼亚就已主动调整其外交路线，将意识形态置于务实合作之上，其退出中国—中东欧“16+1”机制、立法排除中中企等行为均发生在俄乌冲突之前。这一切都说明，中爱关系遇冷与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站位没有本质联系，而更多地要归责于爱沙尼亚对欧盟跨大西洋主义和“价值观外交”的盲从。

爱沙尼亚所称的“中国威胁”“立场不明”，不过是刻意建构的叙事。盲目的外交姿态显示，爱沙尼亚的外交自主性已被跨大西洋主义高度架空，成为唯美欧马首是瞻的“附庸行为体”。

欧盟外长卡拉斯，曾担任爱沙尼亚总理

理解欧洲的“道德优越感”

近年来，像爱沙尼亚一般对外进行“价值观外交”“自残式外交”的欧洲国家并不罕见，这也是中欧、俄欧关系反复无常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欧、俄欧关系冷淡的时候多、火热的时候极少，跟这些国家奉行自残式的“价值观外交”分不开干系。即使抛开中国不谈，欧洲的这个问题一样深重，

比如另一个我们熟悉的“反华国家”立陶宛。如果说立陶宛在反华、反俄议题上尚能扯出些“利益算计”或历史积怨的遮羞布，那么其对白俄罗斯的敌对政策就是完全是由狂热支配的。

立陶宛与白俄罗斯没有历史积怨，苏联解体后更是保持着紧密的经济联系与人员往来。但自2020年白俄罗斯选举风波后，与白俄罗斯无怨的立陶宛却立即追随美欧，对白俄罗斯进行制裁打压。2020年以来，立陶宛当局以“白俄罗斯总统选举舞弊”为由，出台了诸如关闭白立边境、限制通行和禁止白俄罗斯车辆入境等一系列敌对措施。这种行为给立陶宛的国家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立陶宛对白俄罗斯出口暴跌80%，克莱佩达港因此运营困难，GDP预计损失率达1.5%。

立陶宛本应通过外交对话化解分歧，却选择自毁，最终损害了自身的国家利益。而对于和中国关系的趋冷现状，爱沙尼亚、立陶宛当局又抛出了“中国在俄乌问题立场不明确”之类的暴论，但他们在2020年、2021年对白俄罗斯、中国的无理敌对又该作何解释？所谓的“中国人权”“白俄罗斯总统选举”之类的问题，又与他们有何关系？

从立陶宛到爱沙尼亚，再到其他国家，欧盟被“跨大西洋主义价值观外交”所裹挟的狂热已经成为了其外交的主基调，如罗马尼亚、捷克等国，也在俄乌冲突之前就纷纷选择与中国“划清界限”。2020年9月，捷克布拉格市政当局与中国台湾建立所谓“姐妹城市”关系，罗马尼亚则在2021年出台多项歧视性政策，阻碍中国企业参与当地5G、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切又与俄乌冲突何干？除了“价值观外交”的狂热外，没有任何理由能解释这些国家的“自残”行为。

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及时调整认知，正确地认识到欧洲国家对外的“不理性”因素。如果忽视“价值观外交”这个重要变量，就无法解释欧洲部分国家的外交悖论，无法理解部分欧洲国家执意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制造合作障碍的执念到底源自何处。

要理解当代欧洲的外交政策，就必须理解“价值观外交”，要理解爱沙尼亚这种国家的“自信”从何而来，就必须明白其自信正是源于所谓“道德上的优越感”。这是经典的利益论和现实主义所无法诠释的盲区，更是我们理解欧洲国家“脑回路”的一个必要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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