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采购方面，阿塞拜疆与英国、法国、德国这三个欧洲大国互动频繁；在军事演习方面，阿塞拜疆主要与美国及北约合作；而情报合作的对象则是中央情报局（CIA）、军情六处（MI6）。除此之外，阿塞拜疆还与以色列情报界开展合作，当然也包括与土耳其国家安全局（MIT）的全面协作，而MIT是英国军情六处在中东地区极为关键的合作伙伴。

俄罗斯对阿塞拜疆的此类行为深感担忧，但阿塞拜疆对俄罗斯的担忧不予理会。2024年9月16日，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的时任负责人理查德·摩尔就到访阿塞拜疆。此消息源自阿达大学（ADA，是隶属于阿塞拜疆外交部的一所大学）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当时摩尔在该校发表了演讲。

然而，关于这一重大事件，并未有其他信息对外公布。无论是阿塞拜疆当局，还是英国驻巴库大使馆，均未对此次访问做出任何评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理查德·摩尔此行绝非仅为发表演讲如此简单。

同年11月11日，英国首相斯塔默抵达巴库对阿塞拜疆进行访问。名义上，此次访问是参加气候变化会议。访问结束后，据官方宣布，在斯塔默访问巴库期间，双方讨论了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谈判、乌克兰局势以及能源问题等议题。显而易见，实际讨论的议题范围绝不仅限于此。

最后，这一连串事件以2024年底在哈萨克斯坦阿克套地区发生的阿航坠机事件为收尾。阿塞拜疆指责坠机事件为俄罗斯所为，普京在事件发生后“因物理和技术干扰”向阿塞拜疆方面道歉，但拒绝承认坠机事件就是俄罗斯所为。

俄阿关系自坠机事件后开始在明面上出现问题。事件发生后，乌克兰媒体对此高度关注，乌克兰通讯社、乌克兰广播公司、乌克兰国际通讯社、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通讯员报》等媒体都对坠机事件进行大篇幅报道。乌克兰外交部对阿塞拜疆方面表达慰问，泽连斯基更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了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并在自己的Telegram个人频道上写道“坠机现场的证据很清楚，重要的是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迫使其说实话。”这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对“阿塞拜疆与乌克兰和西方情报机构相勾结，利用坠机事件炒作反俄叙事”的怀疑与担忧。

在阿利耶夫与泽连斯基会晤后，俄罗斯开始一改先前普京道歉的“怀柔姿态”，开始在相关问题上与阿塞拜疆针锋相对。这种强硬态度，显然并非只因坠机事件所致，更与阿塞拜疆近年来无视俄罗斯的担忧、频繁与西方及乌克兰开展安全和情报合作密切相关。

2025年5月底，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对阿塞拜疆进行访问。俄方称乌克兰的访阿代表团中混入了大量对外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并认定双方讨论的内容是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敌对行为”。当时距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仅剩两周时间，距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外交关系全面恶化也仅剩不到一个月。

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

矛盾激化

而本轮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加剧了俄罗斯和阿塞拜疆之间的不信任氛围。

伊以冲突爆发后，伊朗曝光了乌克兰在伊朗境内策划的恐怖袭击与破坏活动，并逮捕了三名乌克兰情报人员。通过上文的梳理可以看出，这些乌克兰情报人员大概率是通过阿塞拜疆与伊朗的边境潜入伊朗境内的。

以色列袭击伊朗的目标并不仅仅是表面上所说的“破坏伊朗核计划”，甚至企图推翻伊朗现政权，瓦解伊朗的国家体制。也就是说，阿塞拜疆很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由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分裂计划”。乌克兰情报机构借助阿塞拜疆的“帮助”，在伊朗的阿塞拜疆裔聚集区极为活跃。伊朗不可能不知道阿塞拜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6月13日被突袭后，除了以色列这个直接的当事国外，伊朗大概率也已开始针对阿塞拜疆乃至乌克兰展开情报反制行动。

自俄乌冲突以来，阿塞拜疆与西方、特别是乌克兰情报机构的合作明显加强，其近年来与乌克兰的频繁互动、与伊朗的摩擦令俄罗斯深感不满与担忧。而近期，乌克兰和阿塞拜疆加强外交及情报联系，以及伊以冲突中阿塞拜疆扮演的角色，都不得不令俄罗斯怀疑阿塞拜疆是否已经开始在情报领域对俄展开“敌对行动”和入境渗透。

因此，在2025年的前六个月里，俄罗斯针对阿塞拜疆的相关立场和表态越来越强硬。而这一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俄罗斯特种部队对“阿塞拜疆裔犯罪团伙”的逮捕行动上无疑是捅了马蜂窝。

阿塞拜疆对此反应异常激烈。俄境内的阿塞拜疆侨民群体掀起了一股几乎可与2014年乌克兰“广场革命”相媲美的抗议浪潮。阿塞拜疆官方甚至“对等逮捕”了两名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阿塞拜疆的驻在人员，并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

至于阿塞拜疆为何突然反应如此激烈，较为合理的解释是：阿塞拜疆与乌克兰很可能都卷入了针对伊朗政府的袭击计划，这引发了伊朗和俄罗斯的强烈反应，阿塞拜疆对此感到十分不安。其境内的塔利什自治主义是阿塞拜疆不安情绪的来源，是其担忧伊朗、俄罗斯用来干涉阿塞拜疆的抓手。

塔利什族主要分布在阿塞拜疆南部地区，他们是伊朗语族的后裔。据估算其人口数量约为50万，而塔利什人自身则自称有150万人口。在历史上，他们曾多次尝试建立“自治区域：即1918年至1920年期间的穆甘共和国以及1993年的塔利什—穆甘共和国。在苏联解体后，塔利什族的绝大多数人已被迫离开阿塞拜疆。塔利什族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伊朗，一向非常不满阿利耶夫家族对阿塞拜疆的统治。

那么，塔利什族和此次俄阿关系恶化风波有什么直接联系？起因是3月26日，塔利什社会活动家扎希拉丁·伊布拉希米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突然失踪。塔利什族在叶卡捷琳堡有一个塔利什文化中心，伊布拉希米正是该中心的创始人之一。

5月，阿塞拜疆媒体报道称阿塞拜疆国家安全局（SGB）开展了一项特别行动，并宣称伊布拉希米已被剥夺俄罗斯国籍并回到了阿塞拜疆，目前其被关押在阿塞拜疆国家安全局的拘留所内。

而俄方怀疑“阿塞拜疆裔犯罪团伙”参与了对伊布拉希米的绑架。在俄罗斯看来，所谓的“阿塞拜疆裔犯罪团伙”可能是阿塞拜疆在俄罗斯组织的“特工团队”，这种看法显然是有依据的。

阿塞拜疆则认为，俄罗斯无权干涉其主权，也无权干预阿塞拜疆与西方、乌克兰的交流合作。另外，俄罗斯借助伊朗之手，在塔利什问题等民族问题上有借题发挥、从而推动改变阿塞拜疆现有政局的可能性，这导致阿塞拜疆在相关问题上高度敏感，甚至达到歇斯底里的地步。这些都阻碍了阿塞拜疆成为“有声有色的地区强国”的进程。

阿塞拜疆对俄罗斯在阿航坠机事件中的轻慢态度也心存不满，在“阿塞拜疆裔犯罪团伙”遭逮捕事件中，阿方将其与此前一系列事态联系起来，认为俄罗斯是在刻意打压在俄的阿塞拜疆裔公民，有意恶化两国关系。加之阿塞拜疆已在纳卡战争中取胜，战略上不再严重依赖俄罗斯的支持。

在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俄阿关系出现了“以小时计恶化”的罕见局面。

结语

从本质上来说，俄阿关系急剧恶化的原因是双方互信基础崩塌。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关键是要重新开始建设信任，不过这不是短时间内能做到的。

俄乌冲突爆发以后，长期积累的地缘政治矛盾、战略利益分歧还有安全认知方面的差异，都需要俄阿双方拿出很大的耐心和政治智慧，系统性地解决深层问题，这样才能给关系修复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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