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一个离我们既近又远的国家。

北京到朝鲜首都平壤的飞机一个半小时的航程。今年夏天，应朝鲜记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邀请，我随《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团访朝。

进入平壤，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宛如童话般的城市：蓝天、白云，街道整洁干净，绿树成荫，少有汽车的喧闹和人群拥挤的嘈杂；造型各异、新颖别致的公共文化设施和商业大楼随处可见；五颜六色的住宅楼群鳞次栉比，沿着市区最繁华的大街向外延伸；巨幅的领袖画像和振奋昂扬的标语牌矗立在街道最吸眼球的地段；蜿蜒清澈、波光粼粼的朝鲜母亲河大同江穿过平壤全城，似玉带般把平壤装点得分外妖娆。

平壤市区五彩缤纷的楼房

平壤夜景

贯穿平壤全城的朝鲜母亲河大同江

平壤，展露在外的是它的俊秀清丽。而浸润平壤全城、流淌在平壤人血管里的，却是陪同我们的朝鲜翻译徐女士所说的“领袖福”：一种植入骨髓而又溢于外表的对领袖的挚爱之情。

在朝鲜记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热情而又精心的安排下，在平壤短暂的几天，我无时不感受到平壤市民心中充盈着的满满的自信和自豪，幸福像阳光和空气一样洒满飘散在被参观者见到的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戴在离心脏最近地方的像章

清晨的平壤大街，流动着匆匆的上班族。无论是从地铁口走出地面或是从公交车上下来的行人，或是骑车、步行者，胸前几乎清一色地戴着红色的领袖像章，它是平壤市民的标配，也是这座城市的一道人文风景。

陪同我们的朝鲜翻译徐女士告诉我们，“像章是戴在上衣离心脏最近的地方。”

纪念像章分为三种：长方形的金日成、金正日头像并排连成一体的，单个的金日成或金正日的小方形像章。据说平壤人戴像章传统是从上世纪50年代兴起，一直沿袭至今。

在平壤陪同我们的朝鲜记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鱼相哲部长和我们相处多日，关系融洽。在每天乘车外出采访时，我和他在专门租用的面包车上常常是并排而坐促膝聊天。一次，我盯着他胸前的像章笑着问他：“能不能给我讲讲你和像章的故事？”

鱼相哲告诉我，他从小学起就有戴像章的习惯，至今已有近40年了。

“这么多年来你有没有忘记过戴像章的时候？”

鱼相哲沉思片刻面有愧色：“有过一次。现在想起来我还感到内疚。记得那是我上高中时，一次参加学校运动会后回家洗澡换衣服，第二天由于匆忙而忘记佩戴像章就到学校了。看到同学们胸前都戴有像章，觉得自己像另类一样，虽然没人指责自己，但我内心感到空荡、不安，自责不已，当时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才好。”

“你们有规定每个人必须要戴像章吗？”

“没有规定，全是个人自愿。”

“像章从哪里可以得到？商店里有卖的吗？”

“像章不是商品，是我们朝鲜人民对我们敬爱的领袖缅怀的标志。像章必须向单位申请，经过一定程序批准后免费领取。”

“你胸前这枚像章可以送给我吗？”

他摇摇头：“不行。”

“那我怎样才能得到一枚像章呢？”

“你真需要？”

“是的，我想带回中国留作纪念。”

他睁大眼睛正视着我:“你是认真的？”

“当然，我们记者团一行６人都希望得到一枚像章！”

鱼相哲部长迟疑了会：“如果你们真心需要，我可以试试向上级报告申请。”

在此后几天的相处中我再没提及此事。

鱼部长每天出门前整理着装的时候，第一件事是确认自己戴上了领袖的像章

访朝第5日是我们离开平壤回国的日子。前一天晚上告别晚餐时约定第二天早上八点在下榻的高丽饭店一楼大堂集合去火车站乘车回国。

第二天早餐后我正在房间整理行李，突然接到通知，让我7点45分到酒店二楼会议大厅集合。

我感到有些奇怪，昨晚不是说好8点在一楼大堂集合吗？怎么临时改变时间和地点？

当我们一行匆匆来到酒店二楼会议大厅时，只见鱼相哲部长和朝方翻译徐女士笑眯眯地早已站在那里，随即把我们领进一间会议室。鱼相哲部长神秘地缓缓从随身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巴掌大白纸包，小心翼翼地展开，只见里面露出多个用白纸包裹着的小包。当我们疑惑地瞪大眼睛时，他兴奋地对我们说：“这几天我费了好大功夫终于为你们每人申请到了一枚领袖像章。现在我们在这里举行一个小仪式。”

在这间挂着金日成和金正日画像的会议室里，鱼相哲部长神情庄重地亲手为我们一一戴上了像章。

佩戴各式领袖像章的平壤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