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个人层面，政府层面也可以积极寻找对策，充分利用这个时间窗口缓解社会矛盾。

在无人车和网约车、出租车司机并行期间，政府可以积极完善社会安全网的功能。比如可以设置一到两年的过渡期，期间对于使用无人驾驶车的公司征收一定的特别税收，设立一个基金，对失业的前营运车司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帮助他们度过转型期，或提供一定补贴，让他们参与新技能培训。

虽然对无人驾驶出租车公司征收费用可能增加其运营成本，但如果政策设计合理，不会过于抑制创新，反而能够清除社会对于技术进步的顾虑，促进科技进步与社会和谐发展之间的平衡。

类似的政策在欧洲也有先例，比如德国的“短时工作制”（Kurzarbeit）政策。

它是德国为应对经济危机或技术变革等特殊情况而设计的一项劳动力市场政策。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减少员工的工作时间而非裁员，使企业能够度过困难时期，同时保障员工的收入和就业。

企业以缩短员工工时来替代解雇，而政府可以通过失业保险基金为受影响的员工提供部分收入补贴，通常为减少工作时间造成的相应工资损失的一定比例。员工因此可以获得与全职工作相近的收入。在缩短工时期间，企业和政府共同支持员工参加职业培训和再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和就业竞争力。

这项政策在德国运行了十多年，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如2020年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大幅下滑，“短时工作制”就发挥了关键作用。德国政府迅速扩大政策覆盖范围，约有600万员工在疫情初期受益于该政策。此举帮助德国将失业率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同时也有效减少了因失业导致的社会不安和不满情绪。

尾声

“（工作）熄灭眼中之光，压弯背脊，挤碎内脏和肋骨，给肾脏带去剧痛，给整个身体带去疲惫。”这是一千多年前抄工们的自我写照。职业司机也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很多人并不是因为热爱才从事这份职业，只是在收入和职业病之间做着无奈的选择。

从人本的角度来说，没日没夜机械性地誊抄自己不感兴趣甚至根本不懂的内容（有些书是抄写者自己都不懂的语言写的）也是极其枯燥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折磨。这些抄工们长期在采光差的环境中坐硬板凳，又因不能抄错而不得不时刻保持精神紧张——想象一下被迫在木头椅上坐一天修改“祖传”代码，把这份痛苦再翻倍，差不多就是当年这些抄工的痛苦了。

中世纪抄写员的工作台图源：大英图书馆

某位不知名的抄写工就在书上写下过这么一句话：“不要责怪我的笔迹，因为墨水不好，羊皮纸有缺陷，而且天很黑。”

我觉得可以把这句话改一改：“不要责怪司机师傅的脾气，因为车况不如意，交通糟糕，而且收入不高。”

出租车司机常年受工作时间长、精神高度紧张、饮食不规律、静坐时间长等影响，慢性病患病率明显高于一般人群。对于大部分目前从事这份职业的人来说，如果有更好的选择，想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转向更轻松的养家糊口的办法。

我们正处在历史变革的当口，既不应该对技术盲目崇拜，冷漠地觉得饭碗受到威胁的弱势群体只不过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也不应该消极拒绝技术的发展，让整个社会裹足不前。从过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找到兼顾社会发展与和谐的平衡点，才是最恰当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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