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事仍在继续，结局尚难预料。俄乌双方刚刚启动了谈判，但最乐观的期望也只能是取得一些技术性的结果，因为这场冲突真正的战略性主角并不在谈判现场。

俄乌第一轮谈判结束，双方已找到未来达成共识的要点。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交战双方到目前为止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和北约没有直接出兵，但众目睽睽，事实上这仍是一场由美国挑起的战争。根据既往的历史经验，美国在远离本土的地区挑起的战争，从来都只有开始，不管结局。

战争发生在北约集团与俄罗斯势力范围相互交错的地带，从文明理论上看，也是西方文明与东正教文明两大文明板块相互交错的地带。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地带，根据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它不是地理上的分界线，而是宗教上的分界线。

如他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说，“欧洲的范围结束于基督教的范围终止、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范围开始的地方。”这条“伟大的历史界线”“由北开始，沿着现在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以及波罗的海各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与俄罗斯的边界，穿过西白俄罗斯，再穿过乌克兰，把东仪天主教的西部与东正教的东部分离开来，接着穿过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把它的天主教匈牙利族人同该国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再沿着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其他共和国分离开来的边界穿过南斯拉夫。”

历史见证，这条分界线数百年来战火连绵不断，紧张局势频频出现，少有和平安宁的时期。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无论有多少缺陷，应用在这条分界线上却总是正确的，是能够对主要冲突事件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包括现在乌克兰土地上发生的武装冲突。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无力

“文明冲突”理论受到诸多批评，主要由于该理论所基于的欧洲历史经验并不能直接抽象成为在全世界普遍使用的解释框架。但是，仅就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这三大文明板块的交界地带而言，这种理论的适用性不仅没有问题，而且要比流行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更具有解释力。

关于这场战争的爆发，很多人早就公开预测了，例如著名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兼政治家基辛格博士。他在2014年3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前的一篇文章中预测，除非俄罗斯、西方和乌克兰这三方能够达成某种解决方案，否则“走向对抗的步伐就会加快。这样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资料图

他写道：“乌克兰问题经常被搞成一种摊牌的局面——乌克兰是加入东方还是西方？但是，如果乌克兰想要生存和繁荣，它就不能成为任何一方对抗另一方的前哨……”

此文写于8年前，理性且客观，中心意思是：俄罗斯、西方和乌克兰这三方，现在“每个人都使局势变得更糟”，在他看来，避免战争的唯一指望，是当事的三方分别遵循某些既定的原则。

在俄国方面，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只要它试图迫使乌克兰成为卫星国，在西方眼里，就相当于俄罗斯再次向西移动它的边界，这也就注定会引起欧洲和美国的对等施压，导致历史再次陷入自循环。

在西方这边，必须明白决不能试图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因为“对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永远不可能只是一个外国。……几个世纪以来，乌克兰一直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在那之前，他们的历史就已经交织在一起。”

在乌克兰国内，其政治领导人必须学会妥协的艺术，保持正确的历史观，避免让乌克兰作为东西方对抗的一部分，“乌克兰的任何一派试图主宰另一派，就像一直以来的这种做法，最终都会导致内战或分裂。”

预测到乌克兰早晚爆发战争，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文明冲突理论是一致的，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认为可以通过某种解决方案避免战争，后者则不抱如此乐观的期望。

乌克兰基辅市民聚集火车站，准备撤离首都。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曾担任过美驻苏大使的外交官小杰克·马特洛克是另一个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在一个多月前发文说：“今天，我们面临着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一场可以避免的危机，这场危机是可以预见的，是故意促成的，但只要运用常识就可以轻松解决。布什总统、奥巴马总统、特朗普总统和拜登总统所推行的政策都为我们走到这一步做出了贡献。”

理论家的茫然和理论的无力在此问题上暴露无遗。既然通往战争之路早早就看出来了，为什么各方却仍然你追我赶地一路走了下来？既然避免战争之原则早早就明确了，甚至可以简化为几条常识，为什么却没有人遵守，无论哪一方都反其道而行之？由此可见，有一些远比现实主义理性原则更为强大的力量始终在事情的背后起着作用。在文明冲突理论中，将和平默认为各方的共识是根本靠不住的，在文明这个永恒的主题下，总有一些章节写满了战争。

文明冲突理论视角

与基辛格所说的原则和马特洛克所说的常识不同，在文明冲突理论上，还有另外一些原则和常识。但不幸的是，它们都更为不祥乃至凶险。在乌克兰问题上，通过文明冲突理论所看到的，该国目前面临的危机不是可否预见的问题，而是注定要出现的，也不是能否避免的问题，而是完全无法逃脱的。

在当今这个可以按照几大文明板块划分的世界，乌克兰危机并非孤例。如果塞缪尔·亨廷顿是对的，冷战后的世界实际上划分成了“一个统一的西方和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非西方”，那么，当前乌克兰的困境，就属于那些地处西方文明与其他几大非西方文明势力范围交界地带的国家普遍存在的情况。

类似的国家，在东欧、中东、东亚、南亚各地区还有很多，虽然具体情况不同，但困境的本质一样：该地区在历史上属于一方，而现实中又被另一方当作了争夺对象，结果是，在基于文明历史而形成的边界之外又形成了基于现实政治的边界，两个边界并不重合，甚至相差极大，紧张关系因此而生。

在去年11月份的一次访谈中，我根据新书《文明的逻辑》中的理论模型和分析工具，提出了一个观点：中亚的阿富汗、东欧的乌克兰和东亚的台湾，三个相距遥远的地区，可以归为同一组，作为理解当前世界紧张局势的三大焦点。

《文明的逻辑》，文扬著，商务印书馆

表面上看，这三个地区处在不同的地缘政治格局当中，到目前为止各自的危机也是各自不同历史和现实背景中“各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相互之间没有内在联系。而一旦将它们置于文明理论的框架中进行分析，会发现这三个地区热点有着一个显著的共性，即：它们都处在西方文明与其他几大文明势力范围交界的地带，并随着西方文明势力范围整体上的时进时退而不断爆发危机。在访谈中我说：

从西方文明在地理上的扩张这个角度看，这个大扩张一旦开始收缩，必定会在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进行挤压并发生冲撞的各个前沿地区留下一些长期拉锯争夺的地缘冲突热点。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中，这些地缘冲突热点都可以清楚地辨识出来。阿富汗就是西方文明在伊斯兰文明势力范围前沿留下的地缘冲突热点，乌克兰就是西方文明在东正教文明势力范围前沿留下的地缘冲突热点，台湾就是西方文明在中华文明势力范围前沿留下的地缘冲突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