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转型堪称工业文明有史以来所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之一。能源转型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更替，它们还涉及整个实体基础设施的重建。发电、交通系统、工业流程乃至城市规划，都必须适应新的能量基础。

从历史上看，这样的变革往往需要几十年时间。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从煤炭到石油作为主导工业能源的转变是逐步完成的。当前向太阳能、风能和电气化系统的转型，在技术层面可能会更快一些，但它仍然需要巨额投资和全面的协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建设可再生能源系统本身需要大量的碳氢化合物投入。开采制造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所需的矿产、制造复杂的组件、运输材料以及建设基础设施，这些过程都严重依赖化石燃料。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兴的能量体系必须利用现有体系提供的能量盈余来建设。

这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碳氢化合物的流动必须保持足够的稳定，以支持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长期的发展轨迹又必须逐步转向低碳能源。突然的供应中断可能会同时破坏这两个体系的稳定性。

在这种背景下，围绕剩余碳氢化合物资源的地缘政治斗争就具有了额外的意义。它们不仅是对过去——即现行能源系统——的争夺，也是对转型本身的节奏和结构的争夺。

当地时间3月30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威胁伊朗，若无法达成协议，将摧毁伊朗所有发电厂以及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不同的社会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应对这一挑战。一些国家试图尽可能延长碳氢化合物体系的寿命，寻求维持从现有能源系统中获得的战略优势。另一些国家则大力投资于电气化、可再生能源发电以及旨在支撑下一个能源秩序的先进制造业生态系统。

在主要经济体中，中国采取了最为激进的能源多元化和技术准备战略。在碳氢化合物仍能提供必要的能量盈余之际，中国对可再生能源部署、电网基础设施、电动交通和先进制造业的大规模投资，旨在为新的能源系统构筑物质基础。

从热力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努力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负熵准备”：即在能量转型时期，为建设维持社会复杂性所需的制度与物质能力而进行的努力。

那些未能做好这种准备的社会，随着其旧有能源系统的退化速度快于新系统的崛起速度，可能会面临熵增的风险。其结果可能是经济停滞、社会分裂和地缘政治的不稳定。

因此，围绕伊朗产生的紧张局势，揭示了一场更广泛的结构性斗争。它们不仅仅是关于核政策、地区影响力或意识形态对立的争端——尽管这些层面的因素确实存在。相反，它们反映了对全球体系能量基础的更深层竞争。

一种能量体系试图维持对剩余高品质碳氢化合物流动的控制，同时维护支撑其数十年的地缘政治架构。与此同时，新的工业力量格局正在形成，旨在建设替代性能源系统，使其能够在不同的热力学条件下维持经济发展。

这些体制之间的转型，很可能将定义二十一世纪的地缘政治形态。能源转型将重塑国家间的权力分配，改变贸易网络，并彻底重塑经济生活的技术基础。

要理解这些动态变化，我们需要超越国际关系的传统词汇，承认政治权力的物质基础。归根结底，全球体系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外交手腕或军事能力，还取决于哪些社会能够积累起必要的负熵能力，以稳定下一个能源秩序。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朗的问题不仅仅关乎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它关乎世界将如何应对当前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热力经济学变革——这场变革将决定工业文明能否在旧能源系统开始失效之前，围绕新的能源来源完成自我重组。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