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另类右翼势力以社会保守主义的名义来主导一场反弹。他们主张反“觉醒”、亲“传统”，鼓吹“边境墙”，而与此同时，金融资本依旧横行无阻——依旧是那一套老旧的金融体系。

西方左翼和右翼都在回避物质层面的现实。文化比钢铁更“廉价”。讨论代词或雕像的意义不需要预算、不需要直接挑战资本结构，以及终究不必引发罢工的风险。两者都把失败外部化——一切都是别人的过错。他们还把政治当成身份营销：对他们而言，选民被塑造成需要被动员的部落，而不是安居乐业、得到赋权的公民。

西方左翼的文化转向掩盖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纪律（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包容”）；西方另类右翼的文化转向正掩盖着新自由主义的惰性（对国内寡头而言的“主权”）。两者都没有触及经济基础的问题。另类右翼并没有发明这种逃避机制——他们只是继承了它。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确是文化上的“后自由主义”，但在物质层面依然被套上了新自由主义的马甲。

另类右翼势力拒绝挑战资本，这绝非偶然，而是其政治逻辑的本质所在。西方经济运转的核心是金融、租金与股东至上原则。要想真正遏制因住房危机、就业不稳定与流失、社区瓦解所引发的不安，就必须拆解这些制度根基。

自2000年以来，美国房价中位数上涨了三倍，而工资却没有同步增长。另类右翼将矛头指向移民，却避谈私募基金的大规模收购与邻避症候群（NIMBY）式的土地规划。若要真正解决问题，政府就必须考虑推行土地价值税、公共住房、限制企业购房与零利率贷款等政策。但这样一来，郊区的房产价值就会暴跌，让另类右翼势力失去在金融领域的支持者，也会戳破他们承诺的回归“自由之地”的幻梦。于是，美国民众得到的方案是：五十年期房贷。

科技巨头则通过数据、应用商店税与云计算垄断来抽取租金。另类右翼势力将马斯克和彼得·蒂尔奉为英雄，却忽视他们在推进自动化、科技垄断与监视体制扩张中扮演的角色。如果真要打破平台垄断、强制执行开放协议，那就会威胁到另类右翼自身赖以传播主张的社交媒体平台与渠道。因此，他们宁愿相信马斯克/蒂尔式的“科技拯救神话”，幻想这些“开明的科技企业创始人”能代表追求一个“被救赎的社会秩序”。

他们的金主——房地产大亨、对冲基金经理，以及新兴的“加密货币界巨鲸”——则依赖低资本利得税与资产价格膨胀。征收财富税或将资本流重新导向公共产业，是他们无法接受的。虽然征收关税会推高消费者价格，但这些虚拟资本领域的企业盈利却安然无恙。

特朗普今年6月提交的第二总统任期首份财务报告显示，他与子女共同创立的加密货币公司在去年的代币销售中赚取了5770万美元（约合4.14亿元人民币）。

正如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Gary C. Hufbauer）近期指出，截至2025年8月，“美国企业承担了大约75%的关税成本，主要通过压缩利润率实现。”他接着说：“美国消费者承担了剩下的25%成本，表现为服装、鞋类和家具等生活用品价格上涨。这种分担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未来几个月内，最迟到2026年春季，大部分关税负担都将以高价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

另类右翼需要这个他们所批评的体系。他们没有其他的权力基础。他们的知识界代表——包括播客主、网络意见领袖和自媒体人物——靠煽动情绪谋利，他们从不关心制度建设，更遑论结构性改革。若要制定一份真正的计划，就必须正面应对那套为他们提供资金、庇护与掌声的经济基础。但他们选择了情绪宣泄与金融幻觉。

中国提供了一种对照的模式。1949年建国时，新中国便在理念上明确拒绝了自由主义，并优先考虑生产而非市场，将主权置于资本权力之上。新中国取得的成就并非靠抽象的意识形态宣言，而是具体可见的物质成果。

自1978年以来，中国通过教育、乡镇工业化、土地改革、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化等一系列政策，使8亿多人脱贫，其背后支撑是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与关键基础设施投资。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达到90%以上，而当房地产投机抬头、房价飙升时，国家果断出手——“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在基础设施方面，成果同样显著：4万余公里高铁、99%的电气化率、5G覆盖所有县级地区。以上仅仅是一小部分的关键成就。

国有企业在钢铁、铁路与能源等领域居于主导地位，成为提供“基础设施流通”等核心公共物品的支柱；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如腾讯、阿里巴巴、华为和比亚迪——在国家信贷支持下成长，但始终处于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科技发展也持续加速。中国企业从曾经的模仿与改良，转变为如今的原创与引领。他们与科研机构站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前沿——在电动汽车、电池、新材料与可再生能源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公共研发体系与知识产权吸收机制、超大规模市场相结合，形成了一个高强度的创新生态系统，它并未像西方那样依赖风险投资的“赌盘模式”。

中国敢于在必要时约束资本：它禁止加密货币交易与首次代币发行；当科技巨头偏离服务公共利益的轨道时，国家会出手干预（如蚂蚁集团上市遇阻）；政府很早就开始执行数据本地化与强调信息主权的政策。中国利用市场，但没有崇拜市场。金融服务于实业，而非反过来。这便是带有国家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西方的另类右翼势力无法复制这种模式，因为他们接受自由主义的经济前提，却拒绝其文化前提。中国则是两者双双拒绝。事实上，中国从未被这两个前提所束缚。

另类右翼的支持者基本盘沉迷于象征性胜利。他们的网络生态系统把愤怒当成生意：主张“搞定自由派”、查封书籍、重新命名美国军事基地。至于治理问题——设定优先议题、权衡取舍、长期规划、编列预算甚至拖延——根本无法与这种即时提供的刺激感相抗衡。

今年9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美国国防部正式更名为“战争部”，国防部长赫格塞思成为“战争部长”

另类右翼运动的思想领袖从危机中获利，并不关心如何通过结构性改革去解决社会问题。

一份真正的施政纲领需要架构与耐心，需要投入于建设21世纪的工厂，培训工人、资助面向未来的学徒计划，而不是沉溺在对一个虚构的黄金年代的怀旧想象中。这还要求对能源体系和整个供应链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升级。

然而，这些都不在另类右翼的真正议程上，即便偶有提及，也只是被包裹在文化政治的语境之中。相反，另类右翼提供的是一个个“敌人”。工厂依然关闭，房租持续上涨，算法收得更紧。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另类右翼成为了一个他们拒绝取代的体系的泄压阀。

而另类左翼则是“觉醒左翼”的影子：他们同样选择逃避，只是换了身装束。两者都通过强调文化议题来管理衰败，坐视虚拟资本在旁大快朵颐。

中国展现了另一条道路：拒绝自由主义的经济前提，而不仅仅是其社会前提。去建设、去掌握、去引领、去兑现。

真正的后自由主义政治，应当向食利者征税，打破平台垄断以孕育竞争者；应当直面虚拟资本那被掏空的殿堂，拒绝基于私人融资的政治权威；应当宣告：资本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人民与国家，否则它将不会增进任何人的利益。

在迎来这样的改变之前，西方的另类右翼势力仍将是困在那台机器里的幽灵——不敢拔掉插头，只能在一个忘记了如何建设的文明中，陷入无尽的“文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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