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绍光】

昨天电视里面听一个医学专家的比喻比较好，这次疫情，武汉、湖北和全国开始打的是一个遭遇战，然后才是阻击战。我觉得遭遇战这个词很好，即在没有料想的情况下就突如其来的碰上了一场战斗，它与阻击战不同，后者是已知敌人来袭的情况下开打的。现在疫情得到了一些控制，即使有第二波反弹的话，也不会变成遭遇战，更多的可能是阻击战。

战斗、战役或者是战争总会有结束的时候，可能我们离结束的日子越来越近。问题是，结束以后情况会变得更好吗？新的世界格局会变成什么样？我觉得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我看最近各个智库开的会都和疫情以后的国际格局有关，大概已经开了无数场会。

从历史上来看，战争之后的情况不确定性往往比战争期间可能还要更大。作为开场白，我先讲一下自己的小小感想。这场疫情以后的情况会更多像一战以后到二战之间的战间期（Interwar period），还是更像二战结束以后的状况？

其实，不管是哪一种状况，都会出现大量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是很麻烦的事情。一战结束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作为战胜国，中国人有理由高兴。但1919年初召开的巴黎和会，却将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主权转交给日本，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引发了“五四运动”。不仅在东亚，欧洲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1922年，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运动席卷意大利；1929-1933年，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萧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全境；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来，法国元帅福熙因此回顾说：“这不是和平，而是20年的休战”。

二战结束后也是一样，开始大家非常高兴，就跟疫情结束后，我们大家会很高兴一样。但是，二战刚刚结束，1945年10月9日，奥威尔首次使用“冷战”一词；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和平砥柱”演说中使用“铁幕”一词；1947年3月12日，时任美国总统抛出“杜鲁门主义”，摆出一副与社会主义阵营势不两立的架势，奠定了战后几十年的世界基本格局。

所以，疫情结束鼓励值得庆贺，一定会出现一个短暂的高兴期，但是接下来的世界格局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就要听接下来各位的发言。

丘吉尔

在这里，我讲一点我的一些最新想法，即关于深度不确定性的思考。

我最近写了一篇关于深度不确定性的文章，它依据确定性的程度把各种各样的事件分成三大类。

一类叫确定性事件，就是“已知之已知”，即决策者已经知道那些已知的东西。用我们日常的话来讲，可以叫做“曾想到”。2017年美国出了一本书，很快翻译成中文，而且在中国的影响可能比在美国还大，叫《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就是一种确定性的事件，它有三个特征：1）可预见，2）大概率，3）影响巨大，虽然“曾想到”，但终究被人忽略了。

第二类是一般不确定性，就是“已知之未知”：我们虽然不知道未知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存在这些未知的东西。用日常的用语来讲，这种情况叫“没想到”。2007年出版过一本题为《黑天鹅》的书，“黑天鹅”事件也有三个特征，第一是出乎意料，第二是影响巨大，第三是事后可以理解的，这个东西是可以想到的，但是当时“没想到”。

最近几年，谈论“灰犀牛”或“黑天鹅”的人不少，但我觉得人类还要意识到另一种可能性，即深度不确定性，它指“未知之未知”，即有些因素我们连它们是未知的因素都不知道，用日常的话来讲，这种情况叫“想不到”。它既不是“灰犀牛”事件，也不是“黑天鹅”事件，我把它比喻成“陨石来袭”，一颗巨大的陨石从天而落，砸在地球上，可能对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包括人类造成巨大的影响，据说恐龙就是因此而灭绝的。

“陨石来袭”事件也有三个特征：第一个叫不可预见，第二是小概率，第三是影响超大。这次的疫情就属于这类事件。同样，1918年前后发生的所谓“西班牙流感”与本次疫情后的世界变局恐怕也属于这类事件，它们的共同点是很多情况具有深度不确定性。下面，我就分三个部分来讲。

“西班牙流感”与这次新冠肺炎相似点很多。对比这两次疫情，有些东西是可以确定的。比如口罩的作用。这次疫情初期，欧美很多国家的人不愿意戴口罩，仿佛戴口罩是过于谨慎的东方人的习惯。其实，在互联网上稍作搜索就会发现，“西班牙流感”肆虐时，欧美国家人戴口罩的照片比比皆是，而东亚人戴口罩的照片很难找到。口罩当时在阻止疫情传播方面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此外，保持社交距离的作用也是巨大的。有人对比过当时美国两个城市的情况，一个是费城，一个是圣路易斯。费城开始忽略了保持社交距离的重要性，疫情期间举办过一次大型集会，结果死亡人数一下子就上去了；但是，另一个城市圣路易斯做得很好，所以很快压平了疫情上升的曲线救压。这是100多年前确确实实的教训，值得人们面对当前疫情时牢牢记取。

不过，即便过去了100多年，到今天为止，当年的大流感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首先，零号病人找不到。疫情到底发源于何处？仍是众说纷纭，不确定。主流说法是美国，也有人说是英国，近年来也有人把矛头指向中国，也不排除还有其它可能的源头，但基本可以排除，不是西班牙。

其次，病原体不完全确定。1918年大流感之后，一直到1933年才有科学家分离出一个H1N1流感病毒，但是现在仍有学者试图重建当年流感病毒的起源。

第三，病亡人数也是不确定的。最低的估计是1700万人，最高的估计是9000万、甚至1亿人，两者相差七八千万人。感染的人数当然更多，有人估计，当时世界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受到感染，而受到感染的人口里面大概有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的人死去。这也是估计，不完全确定。

第四，1918年的大流感对短期和长期的世界经济的影响不确定。如果回看统计数据，两种情况是比较确定的。一是出现了去全球化的趋势。比如，1918年以后，商业和金融全球化的指数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使用其它全球化指数，情况也大同小异。二是经济增长率下滑。如果对比世界各地区1918年前几十年与后几十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前者一般都比后者高。直到1950年代出现新一波全球化以后，经济增速才再次提高。然而，我们并不能据此得出结论，1918年的疫情是造成这两种情况的原因，因为在此前后，还有很多其它事情发生，比如战争、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等。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难分难解，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