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丁楠）

瑞典“环保少女”格雷塔·通贝里当选《时代》年度人物，主张生态优先的绿党在西欧多国选举中节节胜利——2019年见证了环境问题对欧洲政治的深刻影响。

我未曾见过格雷塔本人，却遇到过与她同龄的德国抗议者。那是今年入秋，我在城铁上看到一个德国女孩儿，十岁出头的模样，背着沉重的行囊和若干标语，后来得知是刚从市中心争取“气候正义”的静坐上撤回来的。女孩儿表情冷漠却不呆滞，眼神里似乎充斥着对社会的失望和厌恶。周围人对她报以微笑或表达同情，孩子却无动于衷，只是冰冷地审视着他们，脸上没有一丝微笑。当时我想，要呼吁环保，完全可以做些更有建设性的事，何必小小年纪就把自己搞成一副嫉恶如仇的模样呢？

格雷塔·通贝里 图自《时代》周刊网站

后来看新闻，仅9月一个月，德国各地就有140万人响应格雷塔·通贝里参加环保抗议，其中很多是孩子。我身边的一位宝妈曾提到，幼儿园老师干脆把一个班的小朋友带到勃兰登堡门游行现场观摩，气得她立刻找园领导理论。

德国的小示威者们有句斥责当政者的名言令我印象深刻：“到2050年，你们早就死掉了，可我们还活着。我们的未来不能毁在你们手里！”这是明摆着向政府宣战了。部长和官员们起初对德国格雷塔们的言论不屑一顾，劝说他们回到学习的本业上来。但随着舆论升温，政客们纷纷收起从前不温不火的姿态，赞赏年轻人的勇气和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心。

和示威游行这种小打小闹比起来，在环保问题上给德国执政者带来更大压力的是绿党在政坛的突飞猛进。成立于1979年的德国绿党，曾经只是环保人士、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战分子聚集的涣散组织。这些人无意寻求体制接纳，有些甚至对政党制度本身持否定态度。当选议员后，绿党代表们一度故作姿态地在议会会议上织毛衣、喂孩子、逗宠物，成为当时一道奇景。这种不入流的激进立场当然无助于绿党赢得公众的普遍支持。

然而最近几年，事态却开始变化。随着党内务实派和折中力量兴起并主导政策制定，绿党在德国、乃至全欧政党政治中异军突起，直到今年成为两大主导性党团——社民党和联盟党（基民盟和基社盟）——不可小觑的竞争对手。在2017年9月的联邦议院选举中，绿党得票率仅为8.9%（联盟党当时得票32.9%，社民党20.5%）。但今年的多次民调却显示，绿党在德国的支持率稳定在20%以上，远远领先于社民党，仅次于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2018年，总成员数仅六万五千的绿党新增党员超过一万人。今天，曾经长期游离于体制外的绿党在超过一半的德国联邦州与其他党派联合执政。在全欧范围内，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绿党得票20.5%，与2014年相比几乎翻了一番。

德国绿党

绿党和环保抗议运动在德国迅猛发展，有以下几个相似的背景和根源。

首先，德国社会对二战后长期主政的中间党派（指中右的联盟党和中左的社民党）感到厌倦和失望。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中间派保守僵化，与年轻人所思所想相距甚远，面对未来的挑战束手无策。多年来，默克尔用拖字诀和小修小补应对危机，换来的稳定和繁荣在短时间内赢得了民心。但面对国际大变局和德国在基础设施、互联网产业、新能源和环保领域的欠账，人们期待在国家层面有年富力强的领导人脱颖而出，提出高屋建瓴的对策。无论是搞抗议还是投票给绿党——抑或是加入极右翼组织——都反映出德国民众对变革的渴望。

第二，具体说到气候变化，德国自诩为世界领袖，要求别国做这做那，但中间党派执政的这些年实际上是屈从于财阀利益和选举政治，在环保上光说不练，虚伪至极。德国对高污染煤炭的开采和使用居欧洲首位，但政客为了保住相关地区的选票，拒绝作出变革。柏林不但自己无望实现本国设定的2020和2030减排计划，还同中东欧国家一道阻挠西欧成员国在全欧范围内推出更为积极的减排目标。在欧盟汽车排放标准制定一事上，德国丝毫不避讳当时正在发酵的“尾气门”丑闻，义无反顾联合大众等车企成功打掉其他欧盟成员提出的惩罚性条款。

与此相关，“尾气门”事件爆发后，大众集团同意支付美国消费者高额赔偿，但面对德国车主的集体诉讼，却严词拒绝，一毛不拔，引发社会极大不满。有德国人评论说，“尾气门”幸亏是被美国发现，要在欧洲，早就是官商勾结、暗中疏通，最后不了了之。眼下，气候变化和环保成为主导德国政治的突出议题。这个现象的背后，是民意对执政者长期阳奉阴违的一种反弹。

第三，不论学界作何解释，近年德国和欧洲遭遇极端天气和气候异常确实比较频繁。从夏日的极端高温到连续数年的暖冬，从水旱灾害增加到生物多样性破坏，还有海洋污染和中国、东南亚国家对西方垃圾出口的抵制，这些问题均引发民众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否定气候变化，退出《巴黎协定》，成为绿党和抗议运动的神助攻，让它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国内政治的道德高地。

第四，绿党和环保抗议者相互借力，齐头并进，在这一过程中，前者实现了进一步融入体制、跻身主流的自我整合。2018年1月党内换届后，绿党在一男一女两个政坛新秀的领导下，走上了一条较以前更加温和务实、甚至愈发中庸的发展道路。在政策制定上，它放弃了从前一开口就是“禁这禁那”的不现实诉求，转而同企业家和工会组织建立广泛联络，试图找到一条平衡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劳动者权益的问题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