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斯蒂芬·沃尔特，翻译/鲸生】

有些社会科学理论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而另一些则是昙花一现。有时，一种曾被寄予厚望的思想理论，最终却被证明走不通——塔尔科特·帕森斯在社会学中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大概算得上一个案例——学术界的大多数人最终放弃它，转向探索新的研究方向。也有新潮理论在刚提出时颇具吸引力，但后来的研究揭示了它在逻辑或实证层面的缺陷。还有的时候，现实世界本身便是对大胆主张的无情审判——还记得“历史终结论”吗？——不过，一些早已被证伪的理论却能像僵尸般苟延残喘，因为仍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希望它们继续存活。

笔者之所以提起这些是因为最近在思考：“民主和平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所有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都知道，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民主和平论一直是国关学术界的核心研究议题之一。自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对康德最初提出的思想加以完善）提出该话题的开创性论点以来，“民主国家间不会彼此开战”这一命题激发了无数论文与专著的发表，也引来了广泛的争论。

这一理论的现代版本主要基于对实证经验的观察：即稳定成熟的民主制国家之间没有爆发战争。一位知名学者甚至形容这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最接近经验法则的发现”。对于这一耐人寻味的观察，支持者们提出了好几种相互对立的解释，有时也与经济相互依存等其他因素结合起来。

但与许多社会科学理论不同，民主和平论的影响力很快超出了象牙塔，被政客们搬来作为美国在全球推动民主化或扩张北约等机制的理由。它的吸引力显而易见——暗示若全世界都由“自由国家”组成，战争将不复存在。正如小布什总统在上任之初所说：“我们的目标是将美国的影响力转化为世代延续的民主和平。”

“9·11”恐袭事件发生后，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国会发表演讲

毫不意外的是，关于民主和平论的大胆主张很快就引来大量批评。有些学者指出，其实证观察背后的因果机制并不一致、缺乏说服力；也有人怀疑所谓的“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现象可能只是统计学上的假象，毕竟1945年以前真正的民主国家寥寥无几。还有人认为，这一现象其实源自权力政治——在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大多数民主国家都属于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或者仅仅是因为某些特定的标识决策，以及不断变化的“民主”定义。其他人指出，虽然历史上成熟的民主国家不会彼此开战，但在民主化浪潮中新成立的国家似乎特别好战，这意味着民主的扩张或许从长期来说有利，但过程注定坎坷。  

围绕这一理论的争论在学术期刊和专著上延续多年，最终陷入某种僵局：基于不同案例而相互对立的研究，其结论越来越取决于前提假设和所使用的建模技术。笔者个人认为，关于民主和平论的极端说法被夸大了。民主国家之间可能相对来说不太容易爆发战争，因为本国民意对开战构成更大的阻力，但这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更重要的是，笔者认为民主和平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一个“完全由民主国家构成的世界”会是什么样。那样的世界从未存在过，且“民主之间无战事”的现象，也许只是因为它们始终面临非民主国家的外部威胁。若有朝一日，所有专制政体都被民主取代，那么即使是康德理想中的“共和国”也难免陷入相互猜忌，甚至开始区分“我们这些民主国家”中的优劣与正统。

共享民主的理念并不意味着利益冲突会消失——议会制与总统制的共和国，难道不会彼此视为潜在威胁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大规模推广民主制度未必就是大多数民主和平论的狂热信徒们所设想的灵丹妙药。正如其他学者一样，笔者担心这一理论会鼓励强大的民主国家以“维护和平”为借口，对其他非自由民主国家发动残暴的“十字军东征”，反过来逐渐侵蚀自由主义范式与该国国内的自由——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2025年11月3日，小布什任内的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去世，切尼被认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任期间主导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对总统权力的扩张

那么，在今天的世界里，民主和平论处于什么位置？尽管其本身并未包含这样的预设，但该理论的许多支持者及相关政策制定者均相信，自由民主是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会在看似“战胜”了苏联帝国后继续扩张。

这样的预测如今看来已完全失准：近20年来，民主在全球范围内持续退潮，而它的最大旗手——美国——自身的民主制度也在快速面临侵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印度正日益走向非自由化；巴西在上次大选中勉强躲过了威权主义者的政变；欧洲的一些老牌民主国家也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全世界的主要大国——乃至众多的中小型国家——完全有可能很快变得（在任何意义上都）既不“自由”也不“民主”。对此，民主和平论该如何解释？

最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即使民主和平论在逻辑上还成立，它在这样的世界中也基本失去意义了。它的因果机制既不适用于解释非自由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适用于解释非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一个主要大国中并不包含民主体制的世界，超出了该理论的适用范围。

其拥趸或许会认为，这样的世界将变得更加动荡，因为缺少“民主和平的绿洲”，更多的非民主国家间爆发冲突的几率自然会上升。然而，民主和平论并没有解释非民主体制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频率，也没有合理理由认为，仅仅因为民主制国家的减少，非自由主义国家之间就会比过去更倾向于发动战争。

不过，这样的世界或许也有一个意料之外的惊喜，当关于“民主与专制之争”的意识形态竞争消失后——双方不再将对方视作对彼此合法性的威胁——这会削弱国家间现存的安全困境，淡化自由主义国家过去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发动“十字军东征”式战争、威权主义国家为延续本国体制而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冲动。大国之间的竞争会持续，但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由意识形态所驱动、毫无妥协的余地。

讽刺的是，一个民主和平论不再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的世界，反而有可能变得更加和平。

当然，笔者并不是说那样的世界更好。恰恰相反，一个完全由非自由主义大国组成的世界，会有许多缺陷。笔者仍然认同丘吉尔的那句话——“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但其他的形式更糟糕”——笔者对全球民主倒退的趋势深感忧虑，尤其是在美国。

理想状态下，笔者希望美国能够扭转目前的倒退趋势，重新成为一个健康的自由主义共和国——一个政治家普遍尊重民主规范、遵守法治、并在违背这些原则时承担责任的国家。笔者也希望一个强大的美国能通过以身作则，用良善、公平与高效的治理为他国提供可效仿的榜样，并且是以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与节奏。如果民主和平论退出历史舞台能够推动美国采取一种更温和、更现实的姿态，并让“在枪口下推行民主”的借口越来越站不住脚——那对笔者来说是再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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