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现实主义在美国不受欢迎，因为它与人们普遍相信的美国例外主义背道而驰。美国例外主义认为，美国具有独特的道德，总是为人类的更大利益而行动。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在一个缺乏中央权威的世界中保持安全和独立的需要，往往导致具有截然不同特征的国家以惊人相似的方式行事。例如，美国和前苏联在各自的国内秩序、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方面的差异是无法再大的了，但冷战期间的竞争压力导致各自组建并领导大型联盟，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推广各自的意识形态，制造数万枚核武器，干预许多其他国家，进行破坏性的代理人战争，刺杀外国领导人。由于陷入竞争，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制定了相当相似的外交政策。

可以肯定的是，现实主义者认识到，国内政治并非无关紧要，而且在纳粹德国和爱德华时代的英国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理想主义者会迅速将世界划分为“好”国家和“坏”国家——并将世界的问题几乎完全归咎于后者——而现实主义则承认，即使是成熟的民主国家，当他们认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时，也会对他人做出可怕的事情。

米尔斯海默谈俄乌冲突

例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政府非常担心南越会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派遣了近50万军队越过太平洋前往那里作战，其中58000名士兵没有返回。美军使用了凝固汽油弹和橙剂，向朝鲜投放了800万吨左右的武器。当这种做法不起作用时，尼克松政府入侵柬埔寨，削弱其脆弱的政府，并在无意中帮助红色高棉(Khmer Rouge)政权获得权力。越南是一个弱小的国家，距离美国大陆超过8000英里，但其领导人设法说服自己，这些行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必要的。

1979年7月——不到10年之后——当尼加拉瓜的民众起义推翻了亲美独裁者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扎（Anastasio Somoza），就像2014年2月乌克兰独立广场（Maidan）推翻亲俄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一样，卡特政府开始警觉起来。1981年1月上台时，里根政府的应对措施是组织和武装反抗军，就像俄罗斯支持乌克兰的分离主义民兵一样。尼加拉瓜是一个仅有400万人口的贫穷国家，但美国官员认为它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大约有3万尼加拉瓜人死于这场战争——相当于该国人口中大约250万美国人的死亡。

这些美国过去不当行为的例子丝毫不能为俄罗斯今天的行为正名。如果我们保持一致，那么所有这些行动（包括入侵伊拉克）都应该受到战略和道德上的严厉谴责。尽管如此，它们提醒人们，当各种政府感到受到威胁时，它们都会做出残酷的事情，即使它们的恐惧有时是虚幻的。但在美国这样一个自认为品德高尚、高级官员很少承认错误或承担责任的国家，提醒人们美国领导人有时表现得像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如今的所作所为，可能不是赢得他们支持的最佳方式。

这种现象在战争时期尤其强烈，因为可以理解的是，人们希望获得民众的支持，这促使政府将自己的事业描述为完全正义，而将对手描绘为邪恶的化身。认为美国之前的行动可能与乌克兰的悲剧有关的说法，并不能为普京的战争决定或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行为开罪，但这势必会引发一些人的强烈反应，这些人试图将这场冲突定义为野蛮的侵略者和无辜的受害者以及后者善意的、同样无辜的朋友之间的简单道德游戏。

现实主义者承认，邪恶的行为会发生，有些国家的行为会比其他国家更恶劣，但他们也明白，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所有国家都在争夺安全，没有哪个国家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因此，现实主义者认为外交和妥协是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管理分歧和解决分歧的关键工具。相比之下，如果邪恶的领导人或政权要为世界上所有的麻烦负全责——正如自由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和其他理想主义者所坚持的那样——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一劳永逸地消灭这些作恶的人。唉，问题在于，试图摆脱你认为邪恶的政府往往会让很多人丧命。在某些情况下，比如目前的乌克兰战争，它可能会导致更广泛、更危险的冲突。

最后，现实主义往往不受欢迎，因为它的支持者有一种恼人的倾向，认为自己是对的。当然，并非一直如此，因为外交政策是一项复杂的活动，不确定性无处不在，能够帮助指导决策者的各种理论充其量只是粗糙的工具。例如，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对北约在冷战结束后依然存在并扩张感到惊讶。

但现实主义者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是正确：北约东扩、波斯湾的双重遏制、伊拉克战争、乌克兰放弃核武库的不幸决定、中国崛起的影响、以及阿富汗国家建设的愚蠢行为。

与现实主义的许多批评者相比，现实主义在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记录上表现并不糟糕。但我怀疑这是否会让现实主义更受欢迎——即使大多数国家或多或少地继续按照现实主义所描绘的那样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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