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斯蒂芬·罗奇 译/观察者网由冠群】

即将走马上任的美国乔·拜登政府有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处理美国与中国的冲突。这场冲突始于一场贸易战，后来又演变成了技术战，而现在则陷入了僵局。现在两方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新方法以解决这场冲突。这一新方法应考虑三大要素。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载本文

首先，对话。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的推特治国模式丝毫没有解决这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任何问题。同时，也要公平地说，特朗普前任所热衷的定期峰会模式——无论是两年一次（小布什）还是一年一度（巴拉克•奥巴马）——也不完全成功。

更好的办法是设立一个常设秘书处，由该秘书处全面负责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从贸易和技术到网络安全和人员交流（包括教育交流、签证和人权议题）。

这一秘书处应设立在一个中立的司法管辖区，由两国的高级专业人员组成。该秘书处应负责共享数据、联合研究和联合发布政策白皮书以便支持两国领导人的定期会晤。在它的主持下，两国共同负责执行和监控现有协定，并透明的裁决争端。

第二，贸易。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它们是宏观经济问题积少成多的产物。美国国内储蓄长期不足，它在2019年与102个国家有商品贸易逆差。而中国则长期存在储蓄盈余，其在2018年与159个国家实现了商品贸易顺差。仅因这一个原因，目前主要通过增加关税来解决美中贸易争端的方法就有缺陷。多边交织造成的问题不可能由双边协商去解决。这只会导致贸易伙伴间的贸易转移，给双方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带来更高的成本。

这种做法——增加关税以及所谓的中国购买美国产品第一阶段协议——应该被抛弃，转而采取一个储蓄计划。美国应该增加储蓄，而中国则应减少储蓄。华盛顿比北京更难做到这一点，因新冠疫情而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使美国承受巨大压力，难以进行储蓄。

这将需要两党对立的美国国会致力于削减中期财政赤字。而中国则正相反，它需要继续减少其过剩的储蓄，转而向社会保障机制提供资金，缓和居民家庭因提防风险而过度储蓄的状况和促进私人消费。储蓄的再平衡对于减少两国及其与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失衡问题至关重要。

第三，特朗普政府将中美结构性问题引入公众辩论视野值得称赞。尽管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提出的有关中国知识产权机制和强迫美国公司转移技术等指控都证据不足，但它们凸显出人们严重关切中国是否遵守自己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答应的要求。不幸的是，目前的方法没有解决这些棘手问题中的任何一个。

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中国两国首先要认识到，所谓的结构性问题不过是个障眼法，它遮蔽了对美中两国而言都更重要的目标，即改善两国的市场准入条件以便提升长期的经济增长率。达成双边投资协议是一种被时间证明有效的方法，两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达成协议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美国已经签署了42个这样的条约，中国已签署生效了100多个。美中条约谈判进行了10年，就在即将达成之际被特朗普政府放弃。现在回到谈判桌上来应该是当务之急。

这种协议将取消跨国公司在每一市场直接投资的持股上限。这一协议将抹除跨国投资中的合资企业架构，“迫使技术转让”这一棘手问题将从谈判桌上消失。没有合资企业，也就不会有任何东西从一个合伙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合伙人手中。一项覆盖范围广泛的、可执行的条约（其执行属于上述秘书处的职权范围）也可用于解决有关知识产权、国家产业补贴和网络安全方面的争议。

现在想要让中美任何一方后退都不容易。那么首先，两国可以先迈出一小步来重建信任。但即使是后退一小步，也比继续沿着目前的破坏性路线向前走要好得多。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英国《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