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观察者网 谢璐吉 张逸清】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议题。

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我们看到了寻子多年的孙海洋、郭刚堂终得团圆，一幕幕亲人团聚抱头痛哭的画面催人落泪。而在阳光照不到的幽暗角落，还有人蜷缩着挨饿受冻。妇女、儿童被拐卖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生命不可承受之痛。

今年全国两会，很多代表委员们回应了公众对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的期盼，纷纷将如何更好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写进了提案。

其中，有关“买卖同罪、提高刑期”的字眼频频出现。目前，我国刑法规定，拐卖犯罪基本刑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而收买犯罪则最高判三年有期徒刑，且追诉时效只有五年。

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自丰县一案以来一直对此予以关注，并提出了不少掷地有声的建议，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她建议提高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起点刑，规定“买卖同罪”。蒋胜男表示，拐卖者之所以铤而走险，是因为背后买方市场的支持，可以说买方市场是整个拐卖产业屡禁不绝的毒瘤源头，他们“极度愚昧、饥渴、还充满兽性”，她一连用了这几个刺眼的形容词。可怕的是，这些词用得精确无比。

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黄忠良等人，就曾对涉及拐卖妇女的1038份裁判文书进行了分析研究。统计数据显示，绝大多数收买者为单身男性，占到87.8%，另有极少部分女性和夫妇。收买的目的，主要用于强迫婚姻（包括成为收买者本人或其亲属的妻子，比例达90%），另有小部分用于强迫卖淫和进一步贩卖。

对于购买被拐卖妇女的原因，作者指出，“由于性别比例失衡、农村高价彩礼等原因，一些农村地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男性婚姻挤压”现象,很多男性长期娶不到老婆，退而求其次选择花钱买一个以实现传宗接代的目的。”

此外，收买者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对“收买被拐卖妇女也是犯罪”这一法律规定不了解。在裁判文书中，“文盲”“小学文化”“农民”等词汇多次出现。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始人，张宝艳近日在与孙海洋视频连线对话时表示，不但要“买卖同罪”，甚至要对“买方”的定罪重于“拐卖方”。张宝艳说：“买家的罪过应该比卖家的还大，因为买卖就是一种绑架行为。像一般的绑架，他给个赎票的机会，而买孩子买妇女的话，他连赎票机会都不给，所以说我感觉他性质更恶劣。”张宝艳认为现在对买方3年起刑的量刑标准有点太低，她建议是视同绑架罪，10年起刑。

同时，张宝艳建议，对新发案件拐卖犯罪分子（包括买主）终生追责，我国刑法规定，最高诉讼时效为20年，但实际上，拐卖犯罪的危害是长期存在的。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绮近日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也表示，建议收买拐卖同罪同罚。黄绮表示，“收买和拐卖是互为条件、相互作用的对向罪，是共同犯罪。有拐卖才有收买的可能，有买方的需求才有拐卖的情况出现。所以我们认为对于买卖双方的刑期存在差异度就没道理了，对买卖双方应该同罪同罚。”黄绮还在提案中更进一步，建议判至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她同时建议，提高《刑法》第242条提及的以暴力、威胁等方法阻碍解救罪的刑罚，对首要分子给予5年以上的判罚。“如此才能威慑聚众阻挠解救的人，让这些人去除‘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

此外，黄绮认为在数罪并罚上，也要加大力度。她提到，“对拐卖罪中有绑架、强奸、非法监禁及故意伤害等罪行的，我们有数罪并罚的判例，但是数罪并罚以后刑期仍然不高。”

而在犯罪嫌疑人触发了其他犯罪行为的情况下，黄绮建议，还要另外考虑追诉期的问题。她说：“以小花梅的情况为例，我们看到小花梅是被链条拴着关在小屋里的，她的收买人就涉嫌非法拘禁罪了，这是现行的罪，并且还在持续发生。另外，从司法鉴定的角度上来说，小花梅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她得这个病有一定年限了，但是她最小的孩子在2020年1月出生。对于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她是没有性同意的可能的。收买人如果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那就涉嫌强奸。而这是一个新发生的罪行，肯定还在追诉期内。所以，我们要这样动态地理解追诉期的问题。”

除了在量刑上的修改建议，上述几位代表委员们还呼吁进行广泛排查、后续救助、针对性普法等一系列举措，以完善从预防到打击，再到救助、安置一体化的工作机制，最大限度铲除拐卖犯罪滋生蔓延的土壤。

孙海洋在视频最后用开玩笑的语气问了张宝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孩子）全部都找到了，你的‘宝贝回家’就要关门了，您担心吗？”张宝艳笑着答道：“不担心，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宝贝回家’早日关门。”

让“天下无‘拐’”成为现实，这不是一句空话。公安部决定，自3月1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不仅要“快破现案”，还要“多破积案，督办大案”。“让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重见天日，让被侮辱和损害的群体回归家庭。一一找回被撕裂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