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沙烨】

昨天就BCI事件写了篇文章，对施展的“谁是BCI？”一文发表了一些评论。文中我对施展所强调的商业秩序做出反驳，并质疑了他表达背后的逻辑和意图。今天就看到施展的回应“关于BCI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四千字的翻来覆去，大致的意思是他作为一个理性学者注重事实判断，并搁置价值判断。如果反驳他可以指出事实判断的错误，而不应该推断他的价值判断。

在大是大非的辩论中跳出来呼吁理性客观的学者常有。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这样的二元法来分析这类讨论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角度。是否如施展所说，存在不含价值判断，只依赖于事实判断的叙事？我这里做个分析，希望能说清楚这些所谓事实判断背后到底有没有价值判断。

在任何叙事中，如果我们限制自己只做事实判断，那必然意味着我们只能阐述一件件孤立而彼此没有联系的事实。

而当我们在对一个事件进行描述而形成一个完整叙事时，我们必须对这个事件所关联的无数事实作出取舍，并用选出的事实作为叙事的一部分。

这种取舍本身必然包含着价值判断。换句话说，任何叙事都基于叙事者对孤立事实的选择和组织。而这种选择和组织必然是含有某种意图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我用有限的文字篇幅来介绍一个身边的朋友时，我对他的看法决定了我会选取他的哪些优点或者缺点进行描 写。当我对他足够热爱时，一个他人眼里的缺点也许变成我笔下的优点。

一个叙事者拿起笔开始做叙事的努力时，必然包含着某种目的或者意图。否则他无法从恒河沙数般繁多的事实中组织出任何有意义的文字。一个没有目的和意图的叙事者只能如机器一般无休止地吐出一个个所谓的事实描述。

但即使事实描述也经常因为取景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事实。在香港暴乱中，只把镜头对准香港警察的无良记者们也在记录一件事实，从他们视角记录的事实。但当我们扩大取景时，却能看到警察对面的疯狂暴徒。是否存在一种方法罗列所有的事实呢？这并不现实，事实在每个时刻和地点都在被不停得产生。对事实的重要性和完整性的判别最终也是基于价值。

叙事者在著作中的很多常用修辞手法，也无一不受价值判断的影响。不同形容词所反映的褒贬含义就是作者的价值判断，比如，施展文中形容的BCI“看上去人畜无害”，而BCI 在我看来就是面目可憎。再拿对比来说，对比对象的选择常常也是基于价值判断。施展曾用二战后德国的欧洲政策，来作为对中国的启示。我写过这极其不妥当。为什么施展不能把中国比做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并要求西方势力退出中国周边领海呢？由此可见，不同选择中所隐含的价值判断是不言而喻的。

写作中经常也会推导因果判断。而大多数的因果判断仍然是价值驱动的。社科领域和科学不同，无法重复实验。对因果关系的推断很大程度受作者的价值判断影响。施展在“谁是BCI？”文中把中概股大跌推断成受BCI事件的影响，这背后所想表达的含义非常明显。当然因为上述因果推断实在没有说服力，BCI一文发表后又做了修改，加入了SEC新政导致股市大跌这个理由。中国这四十年的经济崛起的核心秘密是什么？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张维迎会强调纯市场的力量，而新结构经济学家林毅夫强调产业政策和政府的总体规划。不同的因果推断正是因为张维迎所承认的“理念不一致”。这里的“理念”就是赤裸裸的价值判断。

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在其经典之作《历史是什么》中写道：“历史事实不以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历史事实总是通过记录者的头脑折射出来的。”有的作者不愿意将自己的意图示人，便让自己躲在所谓的事实判断背后。但他们文字终归是他们头脑的折射，而读者能清晰地从这折射中读出他们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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