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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斯蒂安·豪哥| 共鸣有限:非洲对“南南合作”的实际态度
最后更新: 2023-08-06 09:41:45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开始,包括非洲在内的“南方国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各种双边、多边合作机制扩大发展的过程中,“南南合作”“全球南方”等话语被推广,获得了以联合国国际机构的认可,形成了不断壮大的影响力。然而,本文研究表明,“南南合作”的话语在非洲只得到了有限的共鸣。 虽然在联合国层面,“南南合作”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壮大的组织实体,但分析这一概念的应用场景则会发现:亚洲外交官更倡导这一概念,而非洲外交官在使用时,往往是因为所处的组织、环境对话语有期待,其使用更多是出于务实的目的。非洲主要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提及“南南合作”,在区域关系、非洲内部双边关系中,非洲官员更倾向使用“泛非主义”“非洲复兴”“X+非洲”等表述。事实证明,许多非洲官员对于用“北方”和“南方”划分全球空间的方式有所疑虑,不愿跳入南方和北方的竞争中,而“南南合作”这一话语,主要是被输入非洲的,与非洲自身的框架、做法也不够相符。 “南南合作”话语在非洲的真实反应,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国际关系话语传播中的现实机制。受众在对话语的理解和使用上有自身的主体性,概念和话语如何促进合作和沟通,而避免成为一种忽视他人主体性的输入,是需要重视的问题。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仅代表作者观点。【文/塞巴斯蒂安·豪哥,翻译/国政学人】
1.引言
“南南合作”用于描述发展中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关系。20年以来,它作为一个术语,在学术界和政策界都愈发流行。“全球南方”通常被理解为全球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在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因此,关于“南南合作”的大量讨论也主要围绕这一“三陆空间”开展。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印度逐渐兴起为发展合作资源的提供者,不仅拥有日益增强的政治经济实力,更在政府层面直接推动南南合作,这是国际政策中扩大使用“南南合作”相关表述的推动力。与此同时,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通过建立一系列次区域和跨区域机制(sub and cross-regional mechanisms),也积极推动“南南合作”并使用相关表述。
然而,“南南合作”相关表述的使用情况并不均衡,且相关术语在联合国和北方国家的交流场合里的使用频率远多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场合,证据表明,非洲学术界和政策界并未走在“南南合作”相关话语使用的最前沿。作为南南合作的受益方,非洲国家在相关讨论中被频繁提及,但非洲各国政府本身是如何使用“南南合作”相关话语来理解国际关系还有待研究。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与中国外文局签署了关于加强南南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图自: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本文作者研究了非洲的利益攸关方使用“南南合作”相关表述的程度、场合和原因,以及这一使用情况的影响。在公开文件之外,本文还参考了2017-2021年间对非洲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区域机构和联合国代表进行的150次半结构化叙事访谈。
首先,作者简述了国际合作框架的使用(frame usage)及效果(frame effect),提出由多边、区域和双边层次组成的三步分析法。随后,作者通过检验,对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的参与情况、非洲国家内部及其与中印两国的区域合作情况、赞比亚与中国的双边合作情况进行了逐层分析。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讨论了“南南合作”话语使用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层次内和层次间的转变。作者发现,非洲的利益攸关方主要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提及“南南合作”,这是因为这些场合对相关话语使用有所要求或有所预期;而在区域和双边层次,他们则更多地使用“泛非主义”、“X+非洲”等其它话语,多数情况下并未使用“南南合作”相关话语。
2.国际合作的研究框架:一个三层分析路径
框架有助于个体和群体增进对经验的认识。由于问题的建构方式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框架分析侧重于话语和行动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对框架使用的关注需了解框架的使用方式、使用者、使用场景和使用目的。另一方面,框架效果涉及具体实践中特定框架的影响。战略性框架使用的目的通常是在目标受众间产生共鸣。
在不同层次,框架使用和框架效果各有不同。在国际合作框架研究中,作者采用以多边、区域和双边框架实践为中心的三层分析路径。在多边层面,成员国的谈判语言、国际官僚机构报告中推广的术语或新建组织实体的名称都提供了对主导框架的洞察。在区域层面,区域内合作计划、区域一体化进程或跨区域合作(例如洲际会议和参与倡议)是框架发挥作用的空间。在双边层面,两国通过外交委员会(diplomatic commissions)或联合合作计划(例如通过技术和财政援助项目实施)来展示它们之间的关联方式。多边-区域-双边框架提供了一个三步分析法,用于分析与政府间合作高度相关的各互动层次框架使用和框架效果。
3.多边框架:对“南南合作”普遍性的务实态度
“全球南方”中跨区域合作的起源通常可以追溯到1955年的万隆会议。“南南合作”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被首次提及,动员了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在众多多边场合中,部分学者观察到“南南合作”话语的重要性主要在联合国场合扩大,从而质疑“南南合作”是否仅仅是联合国技术官僚提议的口号或修辞。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在80年代后期确实有所下降,因为全球经济衰退和冷战结束促使多数国家将重点放在其国内发展挑战上。
全球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万隆会议,图为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中发言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南方”的跨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开始扩大,随后随着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21世纪初的崛起而迅速发展。在这一阶段,南南合作的特点是发展合作、基础设施融资、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动。在此背景下,多边场合对“南南合作”的提及显著增加。在过去20年里,在明确以“南南”话语为中心的政府间框架的基础上,相当多的联合国实体建立了促进和支持“南南”联系以及“三角合作(triangular cooperation)”的结构。
77国集团及其成员国积极推动了多边“南南”空间的扩大。中国和印度在其中的领导角色尤为突出,并促成77国集团用“南南合作”表述取代联合国原有的“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表述,这突显出“南方”成员国的合作范畴已从技术问题合作外溢到更多领域。近年研究表明,“南南合作”作为一种多边合作中高度制度化的框架,已经成功地进入了全球议程,得到联合国的正式承认,得到了大量成员国的支持,并通过战略、工作计划、筹资框架和以其命名的组织实体正式制度化。从每年的联大决议到联合国的专职部门(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再到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南南合作”已成为一个日益壮大的组织实体。
标签- 原标题:塞巴斯蒂安·豪哥| 共鸣有限:非洲对“南南合作”的实际态度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 郭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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