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牛津大学“牛津马丁人工智能治理倡议”高级顾问兼多边人工智能主任山姆·道斯出席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全球领导力学院承办的“明德战略对话（2025）”系列活动。

活动期间，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全球化新动能”，山姆·道斯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展开深度交流。本次对话聚焦人工智能发展、全球治理、中欧合作等议题，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王文：欢迎各位新老朋友继续关注“明德战略对话2025”。去年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在这里和各位介绍很多来自欧美的朋友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非常资深、著名，具有英国绅士风范的思想家、学者，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山姆·道斯（Sam Daws）先生。

过去几天，我与道斯先生几乎朝夕相处，先后前往上海、浙江温州，最后回到北京。我们一同参观了很多中国优质公司，还和数千位中国年轻学者进行交流沟通——这也是“明德战略对话”的核心，希望让嘉宾通过探访中国很多城市、接触中国不同人群以深入地了解中国，更好促进中国和欧美、世界各国战略学术界的交流和相互的认知。道斯先生，第一个问题，您这次到中国来参加“明德战略对话”，过去四五天时间的最深感受是什么？

山姆·道斯：非常感谢王文院长，非常荣幸而且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明德战略对话2025”。这几天对我而言是一次非凡的经历，我了解到了很多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也了解到中国年轻人的决心和热情，他们希望让中国变得更好，让世界变得更好。我也学习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工业行业的创新，尤其在我工作的人工智能（AI）技术与AI治理方面。

中国数智水平令人兴奋，科技成果要以人为本

王文：我记得几天前一同在浙江参观一家未来工厂，工厂里几乎没有一个工人，现场的机器人完成了产品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的整个流程。那时，我发现所有参观这座未来工厂的人都感到十分惊奇，包括我在内，我也是第一次参观未来工厂、无人工厂。所以，您那时候的感受是什么？会觉得中国的制造业太“恐怖”了吗？

山姆·道斯：是的，我在现场感到兴奋。我还意识到，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一定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就业带来诸多影响。不仅对于中国，对于西方国家、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我们将从自动化、人工智能中获得更高效率，同时也要确保这样带来的效益和好处能让人民受益。我认为，中国现在非常关注这点，西方国家也应该这样做。总之，中国这些（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成果令人兴奋。

欧洲身处“夹在中美之间”时刻，但“对华脱钩”将适得其反

王文：这两年，当西方媒体报道中国制造时，这两年主流的论调几乎只有两个词，一个是“Over Capacity”产能过剩，第二个是“De-risk”去风险，您怎么看待当下一些西方媒体、智库对中国制造业和经济发展的评价？

山姆·道斯：我认为，之所以有这些声音，一方面是因为欧洲也受到了美国的关税冲击，欧洲向美国出口受阻。另一方面，欧洲也担心中美关税战导致中国对美出口受阻，进而使有竞争力的中国产品转而出口欧洲，挑战当地企业。比如，中国的光伏产品和技术世界领先，欧盟也对中国的光伏产品加征了关税。不过，我看到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部分制造业存在产能过剩，并正在积极管理，我也非常期待这种管理的结果。

王文：所以，在这些层面，我们的确需要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调整。只有通过有效的对话，才能各自做出更多的调整措施。现在看来，似乎中欧之间、中国与整个西方之间的压力、紧张感仍存，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和西方整体的关系？对于中美关系，您又如何看待？

山姆·道斯：我认为，西方政策制定者，尤其是美国人有着不同视角。例如，美国对中国进行出口管制，因为他们对中国迅速崛起感到焦虑，因此他们正在以降低风险、保护关键供应链或保护国家安全为由制定出口管制措施。中国将这些西方政策视为遏制完全可以理解。我认为，最具有建设性的方法，首先是双方对彼此观点有明确认知，接受对方合理的安全关切，同时避免永久脱钩的政策。实际上，这意味着尽可能缩小管控范围，并与彼此建立互信的措施相结合，否则必将适得其反。

以我所工作的AI领域为例，我们可以在AI增进公共利益方面进行合作，应对共同的挑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流行病预防等。对于欧洲来说，这是一个“夹在中美之间”的时刻，欧盟希望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同时希望保持对中国和美国的战略自主权，但美国一直在对欧洲征收关税。世界现在处于非常不确定的情况。

全球治理面临“空洞化”，但全球合作是“必选项”

王文：是的，我认为欧美学者都应该像您一样，经常善于对话和沟通。对于中国来讲，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困惑，现在和欧美国家交流居然变得越来越难了，有的时候我邀请美国人、欧洲朋友到中国来，他们说“不能来，在中国很危险啊！”尤其英国、美国人感到中国会很危险。对于这样的论调，您如何看待？

山姆·道斯：至少根据我最近一周的经验来看，中国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地方，我们也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我想可能出于“商业利益”原因，例如美国发布了所谓的“实体清单”，导致美国商业人士也充满焦虑。但站在欧洲视角，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我认为更多是源于对中国的误解。所以，“明德战略对话”正在做的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情，就是让中国人和西方人真正相互了解，这是重建信任的第一步。

王文：“明德战略对话”致力于民间非常真实的接触和感受，更好地商议出一个能够应对全球危机与挑战的共同应对方案、建立必要的信任感。您刚才提到的焦虑实际都是源于对彼此信任感的缺失，这也导致全球治理变得“空洞化”了，您是怎么看的？

山姆·道斯：是的，现在全球治理很困难，但全球合作仍然非常重要、必不可少。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我们在气候，生物多样性，健康，食品，安全，农业，和平，冲突方面面临着共同的挑战。所以我们需要国际机构。但是，一些国家开始愈发怀疑这些“自上而下”法律与条文的价值，因此，维持多边体系需要提出新的创新合作方式。我认为，非常积极的现象是，如今正在建立了一些新的多边科学平台，比如联合国建立了人工智能相关机制与平台，中国也推动建立了有关人工治理的国际合作组织。

美国退出全球治理影响几何？

王文：是的，您刚才讲得很重要。关于全球治理，我们有很多合作空间。现在全球治理的最严重问题是美国的退出，过去半年多，美国连续退出了《巴黎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些退出对全球治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山姆·道斯：我们身处的时代对“基于规则的秩序”充满了挑战，对于传统的多边组织也是如此。必须认识到，尽管美国确实在“后撤”退出了一些机构，但它仍然是许多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积极成员和贡献者。还有192个联合国成员国依然在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相关工作。所以我们还有很多事可做。对美国来说，例如，尽管在联邦政府层面，美国确实已退出《巴黎协定》，但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和其他州仍在通过市长和州议会积极参与向净零排放过渡。

王文：是的，也许我们确实还有一些可以提升的合作空间，但是否还能让美国再回来，回到全球治理的大家庭里来？

山姆·道斯：必须承认，我视自己为一个重视自由国际主义的人，但也必须对唐纳德·特朗普当选表示理解和尊重。但我也认识到，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需要倾听人民的声音，特朗普是打着重视家庭，重视信仰，重视宗教，重视爱国主义等旗号当选的。因此，我认为需要重新界定国际合作对美国中部那些感到失落的人的价值，这也是让大家回到谈判桌上努力的一部分。

以控制气候变化为例，如果我们能够阐明能源转型实际上与能源安全高度相关，就可以引起担忧能源转型成本和不确定性人士的共鸣，这样一来，持中间偏右思想的人也会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有同理心，我们也需要在如何设计国际制度与机构上更具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