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瑞安·查德·惠顿，翻译/鲸生】

在（威尔士西部）彭布罗克郡的河口小镇米尔福德港（Milford Haven），一座高耸的、历史上曾由美国（尤其是得州石油资本）控制的炼油厂俯瞰着港湾，来自美国和挪威的原油正在约60米高的钢塔中进行蒸馏。

在这里，原油被加热到400摄氏度。汽油和煤油等低沸点的碳氢化合物上升到塔顶，而沥青等较重的化学物质则留在底部。塔中产出的是为汽车、卡车、航运、飞机以及大部分化学工业提供动力的燃料，更不用说还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军用车辆。

英国曾经拥有十几家炼油厂。然而，米尔福德港的这处设施已经是英国仅存的四家炼油厂之一，仅2025年就有两家炼油厂关闭，一家在苏格兰，另一家在林肯郡。英国各地的许多城镇都留下了类似的伤痕。就在最近，我们失去了朗科恩的食盐生产、布罗克沃思的合成纺织品、罗瑟勒姆的钢铁、特伦特河畔纽瓦克的轴承以及德比的陶瓷制造。英国钢铁公司（British Steel）正勉强维生，即便这样的状态也需要政府支持。

位于英国威尔士米尔福德港的炼油厂，20世纪以来曾有德士古、阿莫科、墨菲石油等多家美国油企进驻，于2015年被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美洲豹能源公司收购，转为储存和分销终端。照片摄于2011年。

这是一场急剧发生的衰落。在世纪之交，英国曾拥有世界第四大工业经济体。超过80万人曾就业于基础产业部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炼油、金属、化学品和无机物。与流行观点相反，英国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高峰并非出现在七十年代，而是在2002年——得益于相对廉价的能源和蓬勃兴起的全球需求。

然后，在2006年至2008年间，英国的产出和生产率开始下降。在全球范围内，重工业决定性地向中国转移，掏空了西方的工业就业岗位。与许多类似国家一样，英国流失了工作岗位——但遭受的损失更为严重。重工业就业人数已从2000年代初的80多万减少到今天的仅40多万，遭遇腰斩。自2008年以来，英国钢铁行业多次濒临崩溃；氨工业已经消亡；食盐生产已经停止，铝产量迅速下降。水泥和玻璃的产量下降，而同类材料的进口却在增加。

这些工作岗位的流失发生在一个被认为是经济和政治稳定的时期，那时各国倾向于拥抱专业化与经济上的日益一体化。但由于关税、战争、大流行病以及普遍的不安全感，曾经被视为怀旧之痛的再工业化，如今已成为在威斯敏斯特定期讨论的话题。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任财政大臣的罗伯特·詹里克（Robert Jenrick）主张“创造条件让英国实现再工业化，重振我们引以为豪的工业遗产，再次为英国工人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

对不同政党而言，“再工业化”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英国能源安全与净零排放大臣，前工党领袖）设想了一场“绿色工业革命”，将英国的再工业化与他雄心勃勃的碳减排目标直接挂钩。对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英国改革党党首）来说，这个词意味着削减繁琐的监管流程与重新开放矿山。

如果说再工业化具有跨党派吸引力，那是因为大家直觉上相信，有能力制造复杂设备会令一个国家变得更强大、生产力更高、更繁荣。这种直觉一直受到部分经济学家的质疑，他们主张经济专业化，并通过将制造业外包到成本更低的地方来享受商品成本的降低。但近期发生的全球事件——包括新冠疫情对供应链的影响；乌克兰战争对能源价格的影响；伊朗战争对航运的影响——使得这种观点越来越失去说服力。去工业化的英国经济增长乏力，如果还能谈得上增长的话。其生产率也是如此。结果是，英国的硬实力已经迅速衰落。

于是英国出现了大量为再工业化摇旗呐喊的声音。这种高亢的言辞很少会承认其间的权衡取舍，但它应该承认。这是因为，去工业化是人们为进口价格更亲民的消费品、增加福利开支、定期减税以及在实现英国环境保护和排放目标方面取得进展——或者至少是那些与本土活动（而非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活动）相关的目标——而心甘情愿付出的代价。那么，再工业化可能意味着需要放弃其中一些红利。

部分出于这个原因，那些鼓吹者中还没有人能坚定地回答制造业应在英国经济中占多大比例，或者他们应该瞄准什么样的增长水平。目前，“再工业化”这个概念在严谨性上堪比“软实力”和所谓“清洁能源超级大国”。

诚然，这个国家以前曾实现过工业化。但小威廉·皮特（1783-1801、1804-1806年间任英国首相）和利物浦勋爵（1812-1827年间任英国首相）时代的英国拥有高工资、专属市场和廉价能源，条件优越。而现代英国面临的是能源价格昂贵、设备存量低、对其他国家不对称开放，当然不具备充分有利的条件。扭转数十年来的投资不足并使英国重新成为主要制造业强国将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有人认为这是不值得追求的任务。主要的批评来自像丹尼尔·汉南（Daniel Hannan）这样的自由市场主义者，他认为“制造业没什么特别的”，全球化对消费者和英国经济都有好处。在成为议员之前，工党智库学者托尔斯滕·贝尔（Torsten Bell）也认为，英国应该继续专注于成为服务业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但生产率统计数据站在再工业化支持者一边。除了最基本的木材和纺织品工艺外，英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生产率高于整体水平。英国的能源密集型和资源开采行业雇用了1%的劳动力，却贡献了近3%的毛附加价值（GVA）——这是衡量经济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英国重工业普通工人的生产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77%。

至于先进制造业——在英国政府2025年产业政策中被定义为包括化学品、运输、航空航天、机械和电气设备——仅占全英就业岗位的2%（72.1万个），却贡献了6%的毛附加价值（800亿英镑）。作为对比，伦敦的创意产业——在全英文化声望最高的产业，包括计算机编程、电子游戏开发、电影和电视制作——拥有73万劳工，仅产生了640亿英镑的价值。

如果我们承认，出于经济和非经济原因，一定程度的再工业化是可取的，那么又该如何实现它？首先，我们必须理解英国制造业为何陷入困境。对许多人来说，这应该归咎于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管理不善的企业合并。

我认为，工业衰落的真实证据——那种与当下最相关的证据——出现得要晚得多。英国的工业萎靡不仅仅是八十年代遗留问题的滞后影响，也不是现代服务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副产品。它源于过去30年间出现的三大问题：高能源价格、对资本设备的投资不足，以及全球贸易的不均衡性——部分国家对进口的接受程度远高于其他国家。

1987年，撒切尔夫人走过英国工业重镇米德尔斯堡一处工业区外的荒地

虽然撒切尔主义的共识曾允许工业增长，但这种增长表现地极不均衡。制药、汽车制造和航空航天产业蓬勃发展，但越来越多地处于外国投资者的所有权之下。如化学品、金属和零部件加工在内的重工业，则由于产生的边际回报较低而被外包。这种局部萎缩导致整个英国制造业更加依赖进口，也使得扩大新产业的规模变得更加困难。其结果是，到了21世纪，几乎没有出现过全新的英国工业巨头。像英力士（Ineos）和阿斯利康（Astrazeneca）这样成功的新企业，都是从帝国化学工业（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等先前巨头的残骸中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