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强舸】

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色是“政治确定性”

每年春季都是中国的“两会季”，五千多位代表、委员齐聚北京共商国是。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的一大优势——即“政治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我国的政党制度和国家制度来说，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两党执政”、“多党执政”中政党更替带来的一系列政策变动，甚至是大规模的、颠覆性的变化问题。

美国是“两党制”国家，这几年民主党与共和党交替执政。每当共和党执政就会推行“减税”政策，民主党执政就会推行“增税”政策。共和党执政会削减一定的社会福利，特朗普上任之后就曾强调要削减社会福利，民主党执政又会增加社会福利，这些政策不能简单地论对错，但政策的频繁变化会无形中提升社会成本。

相反，我们国家能够有效地保证社会政策的长期稳定，特别是针对涉及民生问题的规划，政府能够长期执行下去，因此我们不太可能出现那种政党间因为理念不同而朝令夕改的问题，那样会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

其次，我国的“政治确定性”还体现在中国共产党自身有较强的连贯性。“一党长期执政”不必然能够保证“政治确定性”，不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例证。社会政策不能连贯地执行背后存在很多原因，比如推行改革会引起一系列利益格局的变动，这需要政党自身具备强大的定力；还有一些政策和规划可能会超出实际情况，比如GDP的增长不完全符合预期，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干扰性因素，所以很多政党可能定下了宏伟的目标，构思了美好蓝图，但是到实践层面会发现很难推行，它们就会选择放弃。

新当选的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进行宪法宣誓

我们国家的政策在实际推进过程中肯定也遇到过类似的困难，客观和主观层面的困难都有，但是“政治确定性”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遇到困难时，有恒心、有毅力逐步解决困难，能够带领中国人民把我们定下的事情持续向前推进。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们国家定下“现代化”的目标，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中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中这个目标被再次强化，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坚持把它一步一步推进下去了。

20世纪80年代，党的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描述中国的未来生活，描述2000年我们应该实现哪些目标，回头看我们定下的目标都实现了，说明我们的预期是有“确定性”的。

另一方面，我认为中国的“政治确定性”还体现在“确定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锐意进取、勇于创新、持续改革的“确定性”。溯源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封建王朝都有“政治确定性”，但这对于国家治理和人民群众来说并不是好事。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确定性”在于党最核心的目标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的初心使命是确定的，但是党会依据时代变化不断调整具体的政策和执政方向。改革和调整存在风险，尤其是基于一个已经比较完善的政策方略和较强的“路径依赖”，比如我们当前由主要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到自主创新的转变，这种战略调整就存在一定风险，一般的执政者未必敢去推行这些政策，而中国共产党敢作敢为。

客观来说，我们国家推行改革的进程中也会遇到障碍，而中国共产党的“确定性”体现在我们能够始终根据时代变化来推动改革，始终有一颗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心，我们的“确定”体现在“初心”，而不是具体政策方向的确定层面，因为任何政策和方向都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产生不同的作用，都有可能不符合确定的目标。

第四个方面，“确定性”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我们国家拥有一套优越的制度，能够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国家治理的要求体现出来。“政治”是众人之事，国家治理是全民广泛参与的事情。如果国家的机制不能将民众的意志和诉求体现出来，那么政策和政治的稳定反而可能导致治理的不稳定。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强调“走群众路线”，新时代我们在这方面做了更多大力地推动，二十大报告中也提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再次焕发新生等问题。可以说我们国家的“政治确定性”是党领导群众共同构建的，这让我们能够更长期地维持一种确定性，而不是通过其他方式来维系“确定性”。

但西方国家往往会从这个角度攻击中国的“确定性”，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的理念、道路和政策难免会遭到“非议”，我们应该泰然处之，因为我们无法做到让所有人满意。

其次我认为做出回应时，我们应该从实际成效来谈这个问题。如果单纯从理论层面讲“一党执政”好还是“两党、多党执政”好，在世界范围内不会有定论。

西方国家中“两党执政”的情况比较多，执政层面问题很多，但是世界范围内也有一些“一党执政”国家，现状可能更糟糕，我们看到了这些问题，所以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制度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

我们要基于事实来看制度发挥的作用，无论是新中国70年的发展、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还是过去10年的发展，我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包括反腐败斗争、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都可以充分地体现这一点。

“中国式现代化”及理论创新

追求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从“毛泽东思想”开始我们就能看到这种特征。

马克思主义是揭示了事物运作规律的真理，十八大后我们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我们的社会仍然处在马克思所指出的时代，他的判断和理论对我们理解今天的世界依然具有强大的指导性。我们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创新，不是抛开马克思主义另搞一套的创新。

不过，马克思经典文献的分析对象主要是欧洲，他首要关心的是欧洲革命，是第一国际的创始人，所以他的很多分析都是基于欧洲的现实，很多论断都是为了推进欧洲革命。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马克思指导革命是建立在分析工人阶级的基础上，当时中国的工人阶级无论在数量还是力量都不算主要阶级。

因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一开始就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成果。今天的现实世界又变得不同，我们想要用理论指导实践，就必须做出理论创新，必须深入地解读当下所处的时代和当下中国所处的环境，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提出相应的行动指南。

二十大报告的第二章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这个内容在十九大中没有出现，而二十大特意提出的原因在于，经过过去10年的探索，这个理论已经成熟、成型了，所以我们通过党代会将它系统地表述出来。

从新时代的任务出发，中国共产党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创新。过去40年，我们国家的目标是消除贫困奔小康，当时的一系列理论都是围绕着“怎么建成小康社会”展开的。2020年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在我们完成了既定目标，有了新的命题，就需要新的理论做支撑。

新的理论既在于如何我们走好“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段路，踢好“临门一脚”，也在于我们如何挑战新的一步，比如如何达到共同富裕，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现阶段我们国家不可能做到高度的“共同富裕”，但是我们的确消除了绝对贫困，这是巨大的成就。

江苏省连云港市一家扶贫工厂的工人正在生产线上忙碌（图源：IC PHOTO）

在2012年，中国还存在近一亿人的贫困人口，他们的贫困问题怎么解决？我们仅仅靠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不足以解决最贫困的那批人的问题。所以新时代我们开展了理论创新，做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论述，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是成功的。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16年左右，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整体比较平稳，2016年之后“反全球化”浪潮兴起，国内外重大碰撞频发，中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这些变化意味着我们也需要顺应时代调整发展模式。因此，我们主动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创新，提出了新的发展格局，这也成为我们实际的工作指南。

比如说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现阶段我们国家发展重视的内容。然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我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刚刚步入工业化的初期，生态环保问题受关注度不高。十九世纪，伦敦得到了“雾都”称号，这一方面有自然地理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工业革命推动伦敦高速工业化，自然会有大量污染气体产生，尽管伦敦人“苦雾霾久矣”，但一部分伦敦人认为烟囱和雾霾就是文明的象征。

我们今天再用旧理论来支持发展，只顾着把工业产值拉上去，无视粗糙的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危害，肯定不符合当下群众的心理和诉求，所以我们也要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还强调“共同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从根本上来说，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重视理论创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有不断理论创新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指导实践”，前提是我们要先分析具体的实际。实际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即我们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任务、目标、内外部环境都在发生重大变化，所以说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理论，我们迫切需要进行理论创新。

在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以一个半个章节的篇幅予以论述，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词早在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就提了出来，在新形势下被逐步推向一个新的战略高度。

我们为什么将“中国式现代化”放在一个较高的位置，给予它丰富的论述？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时代变化中“中国梦”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了。

“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中，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经实现，1949年到朝鲜战争结束这段时期，我们国家完成了“站起来”的目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为“富起来”而奋斗。我们现在还不能说中国已经完全“富起来”，但是按照原有的道路基本上能够实现富起来这个目标。下一个阶段，我们国家要“强起来”，要构建一个既能引领世界潮流的大国形象，让中华民族再次提出回归到历史的伟大地位，同样也要全面满足人民群众方方面面的需求。这些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基于新的历史使命给予我们系统的回答，这个系统的回答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有几个特点需要特别把握。第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党的领导”，现在的很多解读忽视了这一点，其实报告里写得很清楚。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同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特征，这也是我们能够获得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成就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