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托马斯·皮凯蒂】

美国已不再是值得信赖的国家。对许多人而言，这种认知并不新鲜。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造成逾10万人丧生，不仅导致地区局势长期动荡，更使俄罗斯的影响力借机重返中东——这场战争早已暴露出美国军事霸权主义的灾难性后果。但当前的危机之所以不同，因为它直接冲击着美国经济、金融和政治权力的核心。如今的美国深陷迷茫，领导者行事飘忽且难以预测，而民主制度却未能形成有效的制衡力量。

要预见未来的发展，我们需要理解当前正在发生的转折点。如果特朗普主义者推行如此粗暴而孤注一掷的政策，正是因为他们无力应对国家的经济衰退。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即每年生产的商品、服务和设备的实际总量），中国的GDP已在2016年超越美国。目前其规模已超出美国30%以上，到2035年将达到美国的两倍。现实是美国正在失去对世界的控制权。

更严峻的问题在于，美国长期积累的贸易逆差已将其公私外债推至创纪录水平（预计到2025年将达GDP的70%）。随着利率持续攀升，美国或将被迫向全球支付天量利息——这种局面原本可凭美国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掌控得以缓解。正是在这种压力下，特朗普阵营经济学家抛出极具争议的提案：向持有美国证券的外国投资者征收利息税。而特朗普本人则采取了更赤裸裸的手段——通过强占乌克兰矿产资源（甚至意图将格陵兰和巴拿马资源纳入掠夺范围）来填补国库空虚。

从历史维度审视，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1995-2025年期间年均占GDP的3%-4%）在同等规模经济体中极为特殊——唯一可比的是1880-1914年间欧洲殖民列强（英国、法国、德国及荷兰）的贸易逆差水平。但关键区别在于：上述欧洲国家依托庞大的海外殖民地资产，其产生的利息与股息收入不仅能完全抵消逆差，更持续扩大了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债权。

特朗普本质上不过是一个受挫的殖民主义式领袖。如同过去的欧洲列强，他期望“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能从对美国“感恩”的国家中获得“经济补贴”，从而持续填补其财政赤字。问题在于，美国的实力已处于衰退期，且当今时代已不容许此类粗暴无度的殖民主义行径。沉溺于历史回响的特朗普似乎没有意识到：美国在1945年正是通过打破欧洲殖民秩序、建立基于民主理想和对世界教育优势的差异化发展模式而崛起。通过此举，他正在瓦解其国家领导地位赖以维系的道德与政治威望。

4月10日，特朗普承认他的关税政策存在“过渡性问题”。 视频截图

面对这种崩塌，我们该如何应对？首先，应面向全球南方国家，提议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与环境多边主义，以取代如今失效的自由主义多边主义。欧洲必须最终支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体系进行彻底改革，摒弃当前按出资额分配投票权的制度，给予巴西、印度、南非等国家应有的地位。若欧洲继续与美国结盟阻挠这一不可避免的变革，那么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将必然建立起由中国和俄罗斯主导的平行国际架构。

假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过去几十年能获得更公平的贸易条件，那他们本可以将更多资源投入基建、教育和医疗领域。但现实却是，这些国家不得不在极度匮乏中艰难维持：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当地每个中小学生年均教育投入经费仅约200欧元（按当前汇率仅60欧元），而发达国家儿童的投入是其40到50倍——欧洲达8000欧元，美国更突破10000欧元。

欧洲在2024年接连犯下战略性错误：既在G20峰会上阻挠巴西提出的全球税收正义倡议，又与美国联手在联合国否决制定公平征税国际框架公约的动议。这些行径的实质，是要维护经合组织及富国"小圈子"对全球治理核心议题的排他性掌控——在他们眼中，税收规则制定权这类关键事务，绝不允许最不发达国家染指。

欧洲必须正视自身在全球贸易失衡中的角色，其内需疲软与投资不足加剧着全球经济失衡。数据显示：2014-2024年间，美国商品服务贸易逆差年均达8000亿美元，而欧洲却实现3500亿美元顺差，规模直逼中国、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总和（4500亿美元）。若欧洲当真致力于构建社会包容、环境友好、公平正义的新型发展范式，仅靠德国提升军费预算或当前讨论中有限度的碳边境税提案，恐怕还远远不够。

（原文发布在法国《世界报》网站评论专栏，原标题：“设想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译文转自“东方学刊FDU”微信公众号，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观察者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