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估计会有读者提出，日本的垃圾分类标准同样存在着“复杂”乃至“奇葩”的现象。这就涉及到本文想谈的第二个点，即实际治理过程中的多元化特征。

前段所述的“基础包”通常见于大都市圈，而进一步细化的分类标准——包括垃圾投放的时间和场所等的特殊规定，这些在影视作品中也时有表现——则通常见于地方的小型自治体或者都市核心区周边的居住型社区，尽管在媒体中为了凸显日本垃圾分类的优秀会突出报道这些特殊地域的标准，但这实际并非普遍现象。

这种区分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人口的构成上，都市中心圈及其附近工作区域多，居住不固定的人口较多，日常生活状态也比较繁忙，客观上对于细化标准的应对能力不足；而地方自治体和居住型社区居住状况比较持续稳定，且住户通常有家庭分工，因此可以应对比较精细甚至是动态的垃圾分类标准，以及相对比较严格乃至苛刻的垃圾投放条件。

其次，在不同性质区域的物质和技术条件方面，一般而言，都市圈对垃圾进行科学处理的财政资源和技术力量更强且更稳定，在都市圈内的高级住宅、公共机构和企业等亦可以提供相应支持；而地方自治体的财政则参差不齐，因此需要大力发动居民的主观能动性来自主解决垃圾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即自治体或者社区在意识形态上希望坚持自主能力，减少对财政资源和“科学“的依赖。

最后，都市地域和周边地区、地方自治体的治理资源和治理模式存在差别。都市的环境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对于垃圾分类和投放更多采取的是垂直和单中心管理的方式，但地方自治体和社区则追求”市民“的自我治理，通过来自自治体和社区内部的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和志愿者等来管理相应的事务，因此能够实行更为”苛刻“的标准，并依赖自治体或社区成员相互之间的日常劝导、监督以及整体“氛围”的动力——也是压力——来实现。

由此与当前试点城市的垃圾分类试点相比，就整体而言，试点垃圾分类的无疑是“大都市”范畴，从人口构成、社区状态、治理传统而言，目前整体上看还是更多依赖于政府的垂直管理和监督。从具体的一些实践案例来看，有些社区有志愿者、物业专管和摄像头的存在来帮助执行——具备以上1到3项——或也有相应的教育科普开展，而有些社区则没有开展或只是相对形式主义地开展了教育和执行监督工作。

换言之，其一，由于行政扮演了单一管理中心的角色，会导致政策试点过程中的负面情绪直接落到单一中心身上；其二，由于只有一个分类标准，没有充分考虑到社区人口构成、原始参与度和组织度的参差不齐，导致在不同的区域推行效果差别较大，从而影响整体效果。

资料图：东方IC

结语

总的而言，“垃圾回收”这一日常的繁琐活动不仅通过日常的“复读”，培养了日本人的环保“自觉”，还成为了发展社区建设、维持日本的“一亿中流”日常公共参与和社会交往的杠杆。

必须说明的是，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垃圾分类政策一样，垃圾分类都是由国家政策主导的、单中心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实践，但是由于它具体落实到“人”身上，对人社会参与的积极性提出了可以说是强制性的要求，才能反过来把昨天的“强制的麻烦”转变为今天的“日常的自愿”。

因此，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讲，我国的垃圾分类政策也必然会有一个逐渐调整，实现“科学”与人的参与的平衡，目前试点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和不解或可以成为推动社区建设方法创新的动力。

而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到，随着日本地方自治体的凋敝、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大都市人口构成变化等因素，日本的垃圾分类其实也在遭遇新的挑战，对于规则的遵守可能会有——甚至已经在发生——一个倒退，这其中的机理同样值得进一步分析，从而使我国的治理政策避免亦步亦趋，而是寻求在学习借鉴的同时有所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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