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是无神论国家，信徒比例极小，这是比较今天中国和其他国家宗教问题的关键基础。

按照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的“全球宗教信仰和无神论指数” 2012年初的抽样调查，中国有14%的人自称信教，30%的人自称不是信教者，47%的人自称是坚定的无神论者，9%的人不回答。而2014年年底的抽样调查，只有7%的人自称信教，61%的人自称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另外，参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中国的信教人口大约只有10%。同时，相信宗教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的人数更少，大约只有3%。

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调查报告

宗教的繁荣是建立在信徒人数的基础上的，中国信徒比例极小，更没有欧洲制度性的捐钱传统，决定了寺庙不可能单单指望信徒的供奉，需要考虑如何从无神论者和无宗教信仰者的身上获得利益。

认为宗教非常神圣的人数不多，这种思想反过来会影响到宗教机构本身，寺庙也摆脱了宗教清高神圣的心灵束缚，放下架子，不再维持着神圣性的光环，全身心地投入到世俗目标中去。

三，中国寺庙的旅游景点性质远远大于其宗教场所的性质

西方教堂基本纯粹就是宗教活动场所，讲求宗教的纯净与虔诚，不允许掺杂商业性的功利主义。何况教会本已有稳定巨额的信徒供奉和其他收入，实在没必要多加门票这么一项，反而破坏了宗教的神圣性，徒遭人诟病。

但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和商业活动开始繁荣活跃，宗教场所可以大量接待外客，寺庙迈出了从自给自足到获得盈利的第一步，没有历史积累财富，也没有大量富裕信徒支持，最后寺庙决定向公园园林等学习，收门票是最方便快速的获利手段。

另外，景点建设需要大量的前期建设，如治理环境，修建道路，改造水电商业点等基础工程，投资巨大，显然寺庙自己是无力操作的，需要当地政府的先期投入。有投入就要有收获，何况寺庙的定位为旅游景点，地方政府更名正言顺地参与寺庙收入的提成。

以少林寺为例：据报道，1975年，少林寺开始对外售票，票价5分钱。门票的制作和发售由登封文教局下属的文物保管所负责，门票收入均进入登封财政局账户。

1984年4月1日起，少林寺的门票权和管理权被移交给少林僧人，门票收入也全部归少林僧人，登封县文物保管所撤出少林寺。

1986年登封县政府在少林寺东开辟商业街，商业欺诈泛滥，少林寺外围环境引起中央领导不满。登封政府投入3亿元对少林寺附近居民、商户进行拆迁。2008年登封市政府为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进行环境整治，又投入数亿元。

1994年，少林寺的门票权回到政府手中。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政府卖票，少林寺取消山门前的卖票。政府从门票收入中按比例分给少林寺一部分。或者说少林寺和登封县政府联合卖票。——引自岳晓锋的《少林寺门票简史》。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曾接受采访称，1994年，登封政府成立了门票管理所，少林寺和管理所共同卖门票，收入大体上少林寺占30%，政府占70%。2009年，少林寺和“嵩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签署协议，甲方嵩管委负责“统一管理嵩山少林景区门票的经营业务”，门票价格每人次100元，作为乙方的少林寺“分得每人30元。”后来由于利益分配不清和涉及数额过于庞大，引发了纠纷，从2011年1月到2013年10月，争议数额达到了将近5000万元，可想而知真正的收入该有多大。

所以鉴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国的寺庙卖门票已经成为惯例，还牵扯到寺庙外的利益分配，而且数额巨大，是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之一。该不该收门票和门票该卖多少钱，不是寺庙单方就能决定的，地方政府才是掌握决定权的那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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