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一统的国家，它的缺点就是一旦政府下定了某个决定，别的选择往往就很难出头。春秋战国可以有百家争鸣，各国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支持或者容忍某一学派的生长；某人在一国不得志，可以转而投奔他国，例如商鞅弃魏投秦，吴起是卫国人，却先后担任鲁、魏、楚的将军。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以外的其他学派就很难有生长空间，时间一久，儒家门派独占朝堂，甚至拥有了对抗皇帝的力量。皇帝为了平衡压制朝臣，必须扶持其他势力，比如宦官，这一点在明朝后期尤为明显。

而且大一统的中国周围没有强敌，时间长了，中央居民很容易产生傲慢懈怠的心理，安逸日久而不思进取。乾隆曾有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今天看来可笑，但在当时它的确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因为中国久居东亚文明中心，几乎无处不高于邻国，求邻国者少，被邻国求者多。当时的中国根本想象不到欧洲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按自己惯有的思维完全不能理解的阶段，没有亲眼可见的冲击，也就难有临危而起的决心。

但是分裂的欧洲却避免了这种固化愚昧。欧洲各国互相争霸，近在咫尺的危险使得各国无不努力前进，对手的先进刺激了本国的加速追赶。同时，一个主张在一国行不通，还可以到另一国去尝试开拓。哥伦布曾经游说过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但都被拒绝，终于得到了西班牙的支持，最终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而带动了欧洲向美洲大陆的殖民大开发。人才的流动和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政策最终推动了欧洲整体文明的跃进。虽然靠殖民崛起带着“原罪”，但过程中确实有“分裂优势”的推动。

还有，巨量的人口有时也会带来人力过剩的问题，一方面，有限的土地供应满足不了日益庞大的人数，粮食短缺、天灾和土地垄断最后带来循环性的王朝覆灭。中国历史上往往在几十年的盛世之后走向衰败，就是盛世时期的人口迅速增长，能够开发的土地已经达到极致，封建时期的运输、管理和医疗卫生能力无法再支撑更大的开疆建土，粮食的生产和储存都极为有限。一旦出现灾荒，饥饿就能迅速摧毁社会体系。但是欧洲很少出现这一情况，因为不断的战争始终把人口控制在了一个粮食基本能够满足的数量，各国各地的分封割据也使得一地的反叛无法轻易扩张泛滥开来，更难以从别处获得支持。

另一方面，过剩的人力阻碍了提高生产效率的机械发明和应用。人口必须进入工业规模生产才能发挥它的优势，过剩人口下劳动力极端便宜使得机器毫无必要，没有需求自然也催化不了机器的产生，还导致劳动力转向了刺绣或竹丝编织这种耗时耗力的手工产品上，对提高总体生产力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过剩人口占据了过多的社会资源。宋代的冗官现象和七八十年代出现的父母过早退休由子女顶替，以及工厂企业转型时的旧职工安置，都是为了吸纳安抚过剩人力，却拖累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统一和分裂制度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在某些历史阶段，其中部分优劣可能尤为明显。现在中国的大一统是否又到了“收割红利”的历史节点？在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使分裂制度重新获得优势？与数百年前相比，在全球化全面铺开的条件下，分裂的弊端、统一的优势是否都被放大？这些问题恐怕都难有简单的答案。

历史经验连篇累牍，现代的信息社会又加速了知识的传播，中国和欧洲还有漫长的道路走下去，更何况又有美国这样一个结合了统一与分裂制度特点的庞然大物，以及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草原文明的地缘与文化特性的俄罗斯。如果从2000算起，21世纪的前20年已经过去，中国强势复兴已经全面撬动了新的世界格局。在2020年展望未来，可以预见，这四方如何结合自己的特点扬长避短，将是几十年内人类社会的头等大事。我们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希望不要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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